略论徐学义的诗意思想

一、许学夷诗学思想简论（论文文献综述）

范广云^[1]（2021）在《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刘宋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谢灵运在后代诗歌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诗人与批评家都对其诗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接受,其中明代谢灵运诗歌的接受颇具特色。与有明一代文学复古思潮相始终,明代谢灵运诗歌的接受不论是在文本方面还是在理论批评方面都较前代有了质的飞跃。基于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的突出特征,本文对明代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与讨论。本文共设置三个章节。第一章为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总论,旨在从宏观的角度对明代谢灵运诗歌的接受进行整体性观照,主要探讨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的诗学背景与历史分期,并就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过程中的几个突出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包括严羽《沧浪诗话》对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产生的影响及明人围绕“古诗之法亡于谢”所展开的论争等。第二章考察谢灵运诗歌文本在明代的整理、选录与传播情况。首先从阅读史的角度考察明代前期在无完整谢集流传的情况下谢灵运诗歌的传播方式;其次考察明代谢灵运诗歌的整理辑录情况,重点关注明人对谢诗开展的辑佚工作;最后以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以及陆时雍的《古诗镜》三种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明代古诗选本为核心,从选本的角度考察谢诗在明代的接受情况。第三章为明代后期谢灵运诗歌接受个案研究,共选取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三位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的典型诗论家,试图更加深入全面地探讨谢灵运诗歌对明代末期个体诗论家产生的影响。经过笔者考察,明代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深受明一代文学领域内崇古观念和复古思潮的影响,其在洪武至成化年间尚处于沉寂状态,随后从弘治、正德开始逐渐走向繁盛。而明人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整体上是积极的,极少如前代文论家对谢诗进行全盘否定。同时,明代诗学受严羽《沧浪诗话》影响颇深,在谢灵运诗歌接受方面明人对严羽的观点也进行了吸收与批驳;至于何景明提出“古诗之法亡于谢”,明人围绕这一论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些共同构成了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的独特风貌。在文本方面,明代谢灵运诗歌的辑佚、编集、选录也较前代更为繁盛,谢集自宋代散佚后于明代再次得到了大规模的整理,现存最早的谢灵运诗歌单行本便出现在明代。而在明代卷帙浩繁的古诗选本中,谢灵运诗歌也往往占据着极为突出的地位,这不仅是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相当重要之一侧面,也为后代谢灵运诗歌的接受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在对明代后期谢灵运诗歌接受个案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人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是逐步深化的,不同于前七子对谢灵运诗歌进行局部批判以及六朝派对其持几乎完全赞赏的态度,在步入诗学总结阶段的明代后期,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对谢诗的接受更近似于一种理性的研究状态,在总结融汇前人诗学的基础上,他们对谢灵运诗歌进行了较为系统又颇具特色的学习与评价,为明代谢灵运诗歌的接受做出了圆满的总结。可以说在明人手中,谢灵运诗歌的接受变得更加深入、细致、客观,这与前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相比无疑是一大飞跃。

李敏^[2]（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陈亚^[3]（2020）在《严羽“入神”诗论探究》文中研究说明严羽于《沧浪诗话·诗辨》篇中提出“入神”这一诗学理论,并将其视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审美境界。“入神”作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观念,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入神”说作为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妙悟”“兴趣”“入理”“入圣”等诸诗论有着密切关联,具有丰富的诗学意蕴和历史价值,给予了后世诗人、诗论家以多方启发。本文以严羽“入神”这一诗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从严羽“入神”说的历史渊源、与其它相关诗学理论的关系、诗学意蕴以及诗学影响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本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论述严羽“入神”说的历史渊源。“入神”一词经由“神”的原义延伸并上升到哲学与美学领域,进而向文学艺术观念转化,并随着诗学的自觉渗入诗学领域。严羽继承了前人关于“神”的丰富论述,并建立起以“入神”为中心的诗学体系,将“入神”视为诗歌审美的最高标准,将“诗而入神”的意义弘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章分析严羽“入神”说与“妙悟”“兴趣”“入理”“入圣”几者的关系。“入神”与“妙悟”“兴趣”等共同构成了严羽的诗学理论体系,几者有密切关系。“妙悟”为“入神”的必经途径,而“兴趣”则为“入神”的审美表现。同时,严羽批驳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的做法,并强调“理”是诗歌得以“入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另外,“入神”“入圣”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入神”高于“入圣”,而由“圣”亦可“入神”。第三章探究严羽“入神”说的诗学意蕴。“入神”说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毫无依托的诗学概念,而是需要借助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而严羽的“入神”说是一个无法简单地用一句话就能界定清楚的诗学概念,其包蕴着“词理意兴,浑融无迹”“境生象外,余韵无穷”以及“物我交融,浑然一体”三个方面的诗学内涵。又严羽将李、杜二人视为诗而“入神”的典范,这与严羽所处的时代背景、严羽的诗学主张不无关联。李、杜的诗歌虽皆可达到“入神”之境,然二人之诗“入神”的主要表现又明显不同。第四章探讨严羽“入神”说的诗学影响。严羽的“入神”说无论是对后世的诗歌理论,还是对后世的诗歌创作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严羽的“入神”说给予了后世诗人、诗论家以多方启发,为后世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诗论家建构自己的观点、主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元明清时期的诗论家对于严羽“入神”说诗学内涵的理解与体悟,相应地促进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进步发展。此外,严羽的“入神”说由于表露出明显地“尊唐抑宋”的诗学倾向,对后世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亦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张悦^[4]（2020）在《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唐诗作为“一代之文学”,是唐代文学繁盛的最突出代表。唐朝建国至五代,不过三百年间,出现了大量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山水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各成气候,五言、七言齐头并进,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诗风逐渐摆脱浮靡而追求风骨与雅正,唐诗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了其盛世帝国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唐人对于自身所处时代是满足而骄傲的,对于当时的文学发展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在诗歌方面,唐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编选同时代人的诗歌集子。这种现象到了元代被称作“唐人选唐诗”。唐人选唐诗在当时的数量应该是很多的,迄今我们可以考察到的就有一百几十种。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所涉猎唐五代的唐诗选本就有三十九种之多,但很多都已经散佚了,难以得见全貌。据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整理辑校,现存唐人选唐诗共十七种。长久以来,在唐诗研究的领域中,唐人选唐诗作为一个整体或是出现在唐代的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诗选现象,并没有成为研究者们青睐的对象,他们更喜欢从唐以后的诗话和笔记中去寻找线索。自唐以降,历代都不乏唐诗选本,宋、元、明、清都在不同程度上宗唐和崇唐,与之相适应的,各个时期都出现了数目可观的唐诗选本,体现了各自历史时期文学的特点与倾向。而唐代人自己编选的唐诗集子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唐人选唐诗不仅展现了盛世大唐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更体现了唐代诗歌审美趣味与诗歌特点,更可以观测出唐人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唐人选唐诗的溯源和述评,从最早的有关唐人选唐诗的资料入手,追溯唐代唐诗选本的源流与各个选本在唐代的发展和研究。从宏观上梳理选本自唐代出现以来,经过宋、元、明、清、民国以及近现代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果和贡献,以及存在的研究不足之处。通过对清代以来唐人选唐诗研究现状的分析、整理和评述,更加精准地掌握唐人选唐诗的研究现状以及薄弱部分,从而更好地指导接下来的研究。第二部分通过几种重要的唐代唐诗选本梳理唐代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探讨唐诗内部发展演变过程。第三部分研究受关注相对较少的新增的三种唐人选唐诗,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是傅璇琮、陈尚君和徐俊先生等在既往编纂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覆校增订而出版的。其中新增三种唐诗选本即《元和三舍人集》、《窦氏联珠集》和《瑶池新咏集》研究相对较少,并且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第四部分通过对几种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唐诗选本的分析,探究唐人选唐诗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原因及意义。第五部分通过对诗僧这一特殊群体的诗歌收录情况以及唐代文人与诗僧的交往酬和情况进行阐释和分析,探讨唐人选唐诗中收录僧诗的积极意义。第六部分是诗人个案分析。通过对几位唐代着名诗人在唐人选唐诗诸本中的收录情况进行统计,并以诗人所处时代背景和仕宦经历相结合进行考察分析,还原诗人的诗歌作品在唐代被接受的真实情况,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张九龄和孟浩然等。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首先,第一次对二十一世纪以来唐人选唐诗的研究进行全面的评述,总结已有取得的成就,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其次,对于前人较少涉猎的女诗人群体及诗僧群体的观照和研究。分别列两章内容进行论述和分析,探寻女诗人和诗僧这两类特殊群体在唐代唐诗选本出现的原因和价值意义,既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也体现了唐人多元的、包容的、开放的、雅正的思想文化审美趣味。

王春翔^[5]（2020）在《白居易诗歌接受与晚明诗学嬗变》文中研究指明和一般的诗人主题接受史不同,本文研究白居易诗歌接受并非为“白居易主题”研究服务,而是更倾向于宏观上的晚明诗学研究。本文以接受史为视角解读诗学史,希望为主流的以理论范畴为中心的诗学史书写模式提供一种补充思路。在明清诗学史上,晚明是由明中叶唐音独尊的局面转向清代唐音、宋调争鸣的重要过渡期。而这一宋调复兴期的主要潮流以白居易、苏轼、陆游为代表的平淡晓畅类宋调为主。一方面,对白诗的褒贬往往体现着当时诗论家对于宋调诗歌的态度,另一方面,各大派别的诗论家彼此之间的攻讦也常常依托于白诗批评,一些诗学理论的代嬗也在众人对白诗批评的争论中得以实现。这就使得本文以白诗接受史为线索勾勒出晚明诗学嬗变的大致轮廓成为可能。按照这一思路,笔者将晚明诗学史大致分为四段:第一段是万历前期:格调派对于宋调的态度有所缓和,为公安派的崛起打开了风气。第二段是万历中期:随着公安派的兴盛,彼时诗坛迎来自明中叶以来宋调诗歌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期。第三段是万历后期至天启朝:宋调复兴的趋势虽有所遏制,但随着宗唐、宗宋两派的不断论争,人们对宋调诗歌有了更加深刻地理解。第四段是崇祯时期:唐音、宋调之争趋于激烈,而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宗宋派也不再囿于白、苏、陆一类的平淡晓畅宋调,而显现出“以才学为诗”的倾向,为清代宋诗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冯圆圆^[6]（2020）在《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汉魏六朝诗观研究》文中指出在复古派思潮日渐衰微、革新派诗学争鸣一时的晚明诗坛,以一己之力坚守在复古阵营中的许学夷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许学夷虽是一介布衣,但他苦读古今诗书,潜心玩味诗歌发展的内外规律,兼之剖析钻研前人论诗、选诗的是非功过,领悟反思四十年之久,终成一部《诗源辩体》。此书是一部体例完备的诗学着作,集中反映了许学夷的诗体观、批评观、选诗观,时人称其为“集诗学之大成”,无疑它在反映许学夷诗观及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史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围绕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汉魏六朝诗观展开研究,通过重点分析许学夷汉魏六朝诗观中的诗体观、批评观、选诗观,力求由点及面地反映许学夷的总体诗学价值。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了《诗源辩体》中的汉魏六朝诗歌辩体观,揭示了许学夷“同归于正”的辩体目的。第二章探讨了《诗源辩体》对六朝诗学的批评。许学夷论“言诗”史,六朝文论着作中对许学夷诗学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许学夷分别对二者的文学思想展开了不同角度的批评与接受。第三章讨论了《诗源辩体》对六朝选本的批评。许学夷论“诗选”史,唐以前的选本主要批评了徐陵《玉台新咏》和萧统《文选》,且后者是许学夷批评后世选本及他自己选诗的一种重要参照。第四章梳理了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汉魏六朝诗观渊源及价值。主要分别对其辩体观、刘勰和钟嵘批评观、“《选》学”观的渊源和价值进行了爬梳。许学夷的汉魏六朝诗学成就不仅在回顾并梳理了古体诗歌的流变史,同时还系统批评接受了唐前诗歌批评着作与诗歌选本,是真正意义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在这一过程中,“辩”是许学夷诗学观中最本质的性格色彩,也是《诗源辩体》最直接的创作动机。许氏的批判精神与辩证思维全然贯穿其汉魏六朝诗观的始终,《诗源辩体》也由此真正具备了“集诗学之大成”的理论价值与深厚意义。

冯圆圆^[7]（2020）在《近三十五年《诗源辩体》研究述评》文中认为以复古思想为核心的晚明诗论着作《诗源辩体》,历经当代近三十五年的重视和研究后,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中的价值和地位。截止2018年底,两岸对《诗源辩体》诗学思想的成就展开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对《诗源辩体》唐诗观与汉魏诗观的关注,相关探讨成果斐然。但囿于许学夷复古派的诗学思想,目前研究对其"集诗学之大成"历史地位的认识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对其汉魏六朝诗学观的探讨也缺乏整体性的观照。

王小溪^[8]（2019）在《明代诗歌发展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是中国诗学史上的繁荣期。明代诗学流派众多,流派间的争鸣非常激烈。在一系列的论争中,不同流派的诗论家不断有针对性地完善自己的诗学主张和诗学观点,从而推动明代诗学不断深化和发展。较之以往各代,明代诗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程度都有明显提升。各诗学流派的论争是诗论家在反思诗歌发展的困境后针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指导性理论,其目标共同指向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明代诗论家较之以往的诗论家更加自觉地关注诗歌发展,并对诗歌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思、分析与探讨。绪论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点进行了总结,并对本选题的主要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本文采用“理解之同情”、文本细读和现代阐释等方法研究明代诗论家对于诗歌发展的看法。受到诗学流派研究思维模式的影响,当前学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明代诗论家自觉的调和意识和辩证的思维模式,亦因过度强调各流派诗学主张的差异而忽视了各流派诗学观点的共性。本文通过整合与比较不同诗学流派诗论家的具体观点,找出他们相同或相近的诗学主张。明代不同流派诗论家论争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打破诗歌发展的僵局或扭转诗歌发展的病态趋势。通过考据和比较“发展观”、“文学发展观”、“文学史观”、“诗歌发展观”等一系列概念可以确定,明代诗歌发展观是明代诗论家对诗歌发展的认识和看法,包括对诗歌发展困境的自觉认知与反思、对诗歌发展历程和得失的判断与评价、对影响诗歌发展因素的分析以及对诗歌发展路径的探讨等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内容。明代诗论家关注诗歌发展问题的根本目的是推动诗歌的积极发展。本文通过研究明代主要诗论家的主要诗学文献,对明代的诗歌发展观进行系统的探讨。第一章对明代诗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明代诗学的基本风貌和明代诗歌发展观的基本演变历程进行了总结分析。明代前期承袭了宋元以来的理学传统,社会文化语境相对保守,文人缺乏个性与创新思想。“土木堡之变”导致统治者的权威被动摇,文人的主体精神开始复苏。明代中期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显示出发展和繁荣的景象。明代中晚期,思想解放的趋势已经相当显着,人们表现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和对个体情感的肯定。明末反思与批判的思潮日渐普遍,文人多以持中调和的态度对待思想文化。在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明代出现了诸多诗学流派。表面看,明代各诗学流派之间论争激烈、充满分歧,实际上,各流派间一些针锋相对的诗学主张往往是彼此之间的救弊补缺之举,他们的目的都是对诗学理论的不足进行批判,并提出改进的建议,从而建构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指导性理论,推动诗歌创作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诗论家的诗歌发展观也存在区别。明代初期的诗论家主张通过恢复儒家诗教传统来推动诗歌发展;明代中期的诗论家则主张通过调和格调与性情来保障诗歌的积极发展;明代晚期诗论家有的认为诗人应以抒发真实情性的方式推动诗歌发展,有的则强调用兼收并蓄的调和思想指导诗歌的发展。第二章论述了明代诗论家对诗歌发展困境的认知与反思。一方面,诸多明代诗论家认识到,宋代以来诗学理论日益繁荣,但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并未取得理想的艺术成就,甚至呈现出消极的发展趋势。他们经过一系列探讨发现,诗学理论未能指导诗歌创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尽管诗人了解诗法有助于其诗歌创作符合体制规范,但要使诗歌达到高超的艺术境界,离不开诗人素养的保障;第二,一些诗人对诗学理论认知片面,理解不准确,致使诗学理论未能有效发挥指导作用;第三,有的诗歌理论本身存在缺陷,不仅无益于诗歌创作,甚至会阻碍诗歌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很多明代诗论家反思和总结了诗歌创作方面的歧途,主要包括诗人因固守诗法而破坏诗歌圆融的整体性,导致诗歌流于艰涩;诗人为了追求名利、唱和应酬而刻意作诗,导致诗歌意蕴空洞;诗人过度摹拟前人而导致诗作缺乏情思与意趣,使诗歌发展陷入僵化;诗人创作的诗歌背离正统的体制规范等。明代诗论家普遍意识到诗歌创作方面的误区导致诗歌出现消极的发展。第三章研究了明代诗论家提出的影响诗歌发展的前提与条件,主要包括诗人素养、时代气运和诗歌理势三个方面。首先,诗人的才力、学识、造诣等会影响诗歌的发展。诗人的才力不仅会影响其学识在诗歌创作中的发挥,还会影响诗歌的工拙和气象风格。诗人的学识是其诗歌工致精妙的基础,既包括形式的精妙,亦包括意蕴的深远。诗歌创作中诗人情感的自然抒发也需要诗人渊博学识的保障。诗人学识不足可能会缺乏独立的审美判断力,导致其在诗学论争中机械盲从。诗人学识不足还可能导致诗歌发展背离正统,不利于传统诗歌体制、技法等的传承。诗人高超的造诣有助于其诗作风格多变、圆融自然,从而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诗人造诣不足则可能导致其诗作牵强生硬、缺乏新意。其次,时代气运是影响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时代气运直接影响的是诗人的身心,进而影响到诗人的诗歌创作。尽管诗歌的盛衰受到时代盛衰的影响,但诗人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主观能动性。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政策、不同时期大众的审美趣味等也都是影响诗歌发展的重要条件。诗人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和限制,往往难以意识到自己认知的片面和狭隘,因而被单一的审美标准所束缚。此外,诗歌发展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有时并不以诗人的意志为转移。第四章探讨了明代诗论家提出的诗歌发展的基本路径,主要包括复古、新变和缘情三个方面。首先,明代复古派主要诗论家所倡导的“复古”绝非是一种机械的拟古行为,而是以复古的名义谋求诗歌的发展。明代诗论家普遍认为广博学习前人是自成一家的重要条件,他们主张以“拟议以成其变化”和“正定而后出”等思想调和诗歌创作中的学古和创新,试图在不背离诗道正统的基础上推动诗歌的发展。由于决定诗歌艺术境界高下的并非只有各体类诗歌的法度规范,还包括一些需要学诗者体味和领悟的抽象因素,所以明代诗论家对严羽的“妙悟”说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主要是对“妙悟”的内涵和对象进行了具体化阐释,用以指导诗歌创作,推动诗歌发展。其次,由于不少明代诗论家意识到社会兴衰、国家政策和大众审美趣味对诗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他们主张以顺时势而变的方式推动诗歌的发展,认为诗歌创作应尊重时代语境、顺应时代习尚。此外,明代不同诗学流派的诗论家普遍认为诗歌创作应基于灵感,避免无病呻吟和刻意雕琢。由于诗人的灵感是其触景生情后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诗歌创作需本于性情,以诗人真挚的主观情感为基础。在明代辨体批评的诗学语境中,尊重诗歌的“缘情”传统是维护诗歌体制正统规范的表现。然而,诗人情感的抒发若不加节制,则可能陷入背古师心的误区,导致诗歌的消极发展。因此,诗人情感的抒发应适度而有节制。明代诸多诗论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诗学中“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思想,倡导诗歌创作的情理和谐。第五章对明代诗论家以调协思维与精工意识规约诗歌发展的思路进行了论述。明代诗论家普遍认识到诗歌的自然之美并非朴素的自然,而是需要以诗法规范、诗人素养等条件为支撑的精工的自然。所以,诸多明代诗论家从诗歌的法度、意蕴、创作技巧等角度对如何推动和保障诗歌的健康发展展开了探讨。一方面,在明代辨体批评的语境中,诗论家们普遍认为诗歌创作必须遵守基本的诗法规则,以避免诗歌发展背离正统的体制规范;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诗歌的意蕴应含蓄深远,由于诗歌是诗人志意和情感的文字表达,如果诗人心中没有情思意绪,只是为了特定的主题而使用诗歌的形式刻意创撰,其诗作即使工巧有余也难免空洞无物。基于这样的认知,明代诗论家主张诗人凭借造诣实现诗歌的精工,使诗作既合乎诗法规则又具有自然之美。这种精工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以精工去除拟古之弊,即诗人将自己的学识积累在诗歌创作中以“融”的方式进行处理,从而使诗作自然天成;以精工消弭雕琢之痕,即诗人凭借诗歌创作方面高超的造诣,对诗歌进行反复琢磨和锤炼,消除刻意精炼的痕迹;以精妙运思布局谋篇,即诗人精神层面的严密构思。明代诗论家将精工等与刻意雕琢清晰地区别开,认为精工与诗歌的自然之美成正相关,肯定了诗人的主观能动性,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切实可取的指导性建议。第六章分析了明代诗歌发展观的历史意义、当代启示和局限。较之以往的诗论家,明代诗论家对诗歌发展的关注具有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自觉性,他们自觉地反思诗歌发展的困境、分析诗歌发展的条件、探索诗歌发展的路径,而且提出了更加具体可行的推动诗歌发展的方法和思路。尽管清代诗论家多诟病明代诗人和诗论家的拟古习气,但清代诗学中关于诗歌发展的诸多观点都是对明代诗歌发展观的继承和完善。从当代启示的角度而言,一方面,诗人在诗歌创作时不能忽视诗歌的意蕴,应通过精工谋篇使诗歌既有深远的意蕴,亦不失自然之美;另一方面,诗人需提升自身学养,以认真的态度对待诗歌创作,使诗歌作品具有艺术价值。当然,明代诗歌发展观亦有局限性,首先,明代诗论家关于诗歌发展的看法中存在一些绝对化、片面化和逻辑混乱的不合理观点;其次,明代诗论家在流派论争中难免有为争论而争论的矫枉过正之言,可能会阻碍诗歌发展;再次,明代诗学的系统化、理论化程度很有限,导致明代诗歌发展观的系统化、理论化程度有限。

刘燕^[9]（2019）在《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唐代边塞诗派的重要代表诗人,王昌龄及其诗歌的研究一直是较受关注的领域。但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王昌龄其人及其诗歌本身,还没有跳出传统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模式。因此,王昌龄这样的盛唐名家研究要想走向深入,就需要有更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更先进的研究方法。故本文尝试在系统整理王昌龄研究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对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即时传播和后续传播、唐人选唐诗中的选录、唐人在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追摹、仿效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将以诗评家、诗选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和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结合起来,意在全面构建王昌龄诗歌唐代传播和接受史。既注重王昌龄诗歌在唐代多样化传播方式的考察,又侧重从唐代不同阶段经典的诗选、诗评中勾勒王昌龄诗歌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轨迹,总结其间的接受规律并探究其深层的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为当代王昌龄诗歌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历史借鉴。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相关研究现状、论文写作的意义、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对唐代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时代环境进行概述。主体部分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重点阐述王昌龄诗歌以单篇文本形态的即时传播,主要有三大主要方式,即友朋之间的交游赋咏、梨园弟子的合乐演唱与江宁任上的教学口授和江宁诗会。既侧重分析每种传播方式的传播受众、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又注重探析即时传播的时空分布情况。第二章重点阐述王诗以诗文集本形态的后续传播,集本的后续传播主要有王诗别集和唐人选唐诗两种形式,重点分析王诗别集在国内外的刊刻和传播情况与唐人选唐诗在中原、西域乃至日本的传播情况。第三章注重从唐代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和文学观的嬗变来考察唐代选家对王昌龄其人其诗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定接受。主要对入选诗歌的数量、体裁、题材等方面进行精准统计,在定量分析的同时,亦注重从诗选家对王昌龄诗歌的艺术评点和诗史地位的定位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并注重分析唐人选唐诗选录王昌龄诗歌的整体趋势和其内在原因、唐人选唐诗对王昌龄传世名篇和盛唐诗名的经典构建以及对后世接受的规范意义,从而在定量定性的综合分析中归纳出有唐一代王昌龄诗歌选本接受的规律。第四章重点探究唐代诗、词人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接受。首先就唐人接受王昌龄诗歌的几种主要方式展开分析,并选取李益、张仲素等典型个案进行观照,最后论及王昌龄诗歌词化特征的萌芽和对晚唐五代词人创作上的影响,从而突出“以诗人创作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的研究特色。

孔庆蓉^[10]（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二、许学夷诗学思想简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许学夷诗学思想简论（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严羽“入神”诗论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白居易诗歌接受与晚明诗学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6）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汉魏六朝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三十五年《诗源辩体》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8）明代诗歌发展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四、许学夷诗学思想简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研究[D]. 范广云.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2)
• [2]“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3]严羽“入神”诗论探究[D]. 陈亚. 湖北民族大学, 2020(12)
• [4]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D]. 张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5]白居易诗歌接受与晚明诗学嬗变[D]. 王春翔. 辽宁大学, 2020(01)
• [6]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汉魏六朝诗观研究[D]. 冯圆圆. 集美大学, 2020(08)
• [7]近三十五年《诗源辩体》研究述评[J]. 冯圆圆.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0(01)
• [8]明代诗歌发展观研究[D]. 王小溪.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D]. 刘燕. 广西大学, 2019(01)
• [10]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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