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中西医百项大成就（论文文献综述）
殷宇冰[1]（2021）在《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健康观与我国发展人民健康事业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发展人民健康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根本指导思想。针对时代的呼唤、群众的心声、现实的问题,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应运而生,这些重要论述不仅顺应了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迫切需求,为新时代发展人民健康事业指明了方向,而且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健康治理体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在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新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健康中国战略逐渐完成,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同时,我国积极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维护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形成,在理论渊源上直接承袭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领导人关于人民健康的相关论述,同时也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健康思想的智慧源泉;其现实依据上是针对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制约人民健康事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有效回应,此外也与习近平个人生活有关经历和地方从政时期的相关工作实践密不可分。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特征鲜明。总体上包括对人民健康的重要性作出科学判断、对发展人民健康事业作出宏观谋划、对纵深推进人民健康事业作出周密部署。在理论上呈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强烈的问题意识、系统的战略思维、宽广的国际视野等特点。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极大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更是新时代我国发展人民健康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科学指南,对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战、形成中国特色健康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重大现实问题具有直接指导作用。
武端利[2]（2020）在《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探其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且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其中所囊括的陕甘区域新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是该区域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发轫和真正启动时期,不论是从清末新政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还是近代陕甘区域史的视角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缺,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开拓。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新政为研究背景,以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始于1901年底陕西宏道大学堂的成立,至辛亥陕西起义结束,历时近十年时间,其改革涵盖了军事、教育文化、实业和财政、交通、法政和预备立宪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结构由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政改革;清末陕甘警政创设与预备立宪这六个部分组成。社会与经济状况是清末陕甘新政的基础因素。文中从人口变化、地方经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地方督抚群体等多方面对清末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同治朝以后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甘两省人口锐减,加剧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的困难;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虽然创立了几家洋务企业,但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没有真正开启区域早期现代化;清末陕甘督抚群体思想保守且更动频繁,没有形成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清末陕甘新政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与经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启动,也因此带来了诸多的窒碍。军事现代化是清末陕甘新政最主要的革新内容。陕甘两省在裁撤原有旧军的基础上,各自编练了一协规模的新军力量,不论是在营制、装备、指挥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中对清末陕甘军事变革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近代军事体系,并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外派留日学生,形成了一批具备近代色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陕甘两省均未完成新军编练任务,且耗费巨大,造成了严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直接影响到了交通、教育、工矿业等其它领域的新政。出于革新风气、培育人才的目的,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建,先后成立了宏道大学堂、陕西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等多所大学堂,创立了覆盖两省的中小学堂教育体系,建立了省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近代陕甘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的留学人才。此外,两省又先后创立了多种官报和民办报纸,推动了区域风气的开通和思想的变革。文中认为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创建,为陕甘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工矿业的发展是在洋务运动零星遗存的基础上,利用两省丰富的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创建了涵盖农业、轻工业、工矿业的多家近代化工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技术人才,并重视自有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近代陕甘实业的技术水平,形成了近代企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意识。同时,为筹措新政经费缓解财政压力,陕甘两省采用增加捐税、裁官节费、推行统税的办法,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改革,试图解决举办新政带来的财政困难。交通是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事业。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的交通邮电事业在电报、铁路、邮政、航运、公路建设方面均有创建,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清政府规划的影响,仅有邮政、电报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兰州铁桥得以建成,其他如铁路、航运等均成效寥寥。文中对西潼铁路筹修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西潼铁路是近代陕甘交通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内容,该路未能开工修筑,阻碍了风气的开通和货物的转运,影响到整个清末陕甘新政的进程。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政治现代化主要集中于警政、司法和预备立宪。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近代巡警制度,并设立了警政管理机构,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服务职能;在司法改革方面,通过普遍设立审判厅、检察厅、改良监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是近代陕甘司法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推广地方自治、投票选举议员、设立省级谘议局,士绅的民主意识得到了难得的一次教育和启蒙,推动了近代陕甘民主意识的发展。总之,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军事、交通、工矿业、民主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定成效的建设和探索,推动了本区域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展。同时,清末陕甘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说明,落后区域受制于地方经济条件、地域的风气、官吏的思想和作为、早期现代化路径和改革领域的选择,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更为艰难。本文通过对陕甘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也将裨益于清末区域新政史,尤其是陕甘地区早期现代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闫敏敏[3]（2019）在《清代中医解剖学文献研究》文中认为背景人体解剖学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发生发展的医学基础学科,在中、西医学体系中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受到历史环境、民族文化等多因素的影响,中医解剖学未能形成系统的专门学科,致使较多学者在进行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时多将解剖学作为中医的一块突出短板。但实际上,中医在构建包括脏腑、经络等基础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并不缺少解剖知识的支撑,其早期水平甚至领先于欧洲,只是后来未能顺势发展下去。近代以来,学者们就中医解剖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中国医史上的解剖学史料、解剖学与中医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但在结合社会学术背景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分析其时代特征上则尚嫌欠缺。清代中国经历了社会性质、学术思潮等多方面的变化,中医解剖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呈现出与之相应的特点,故本文从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清代中医解剖学的代表着作进行考证分析研究,以期为中国医学史的补充与完善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为中医解剖学的学科建设与名词规范化有所助益。目的本文以史为纲,根据重要历史事件及学术背景将清代中医解剖学史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选取每个时期中医解剖学的代表着作,从成书背景、学术特点、解剖成就与不足等方面进行考证分析研究,旨在系统梳理清代中医解剖学史,总结其发展特点,为中国医学史提供补充完善之资,为中医解剖名词的规范化有促进之力,为研读利用中医骨伤、针灸等古籍着作有相助之功。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学、训诂学、历史学、对比分析、归纳演绎等方法,对清代不同时期中医解剖学代表着作的作者生平、成书背景、内容特点、解剖成就与不足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与研究,对《释骨》与《医林改错》中的解剖名词进行了重点考证。结果1.我国解剖学始于远古,发于新莽,成于晋唐,盛于北宋,传于明,止于清。《内经》中首次出现“解剖”一词,并且有了较为系统的解剖学知识,北宋时期是我国解剖学发展的高峰。清代出现了解剖学的革新活动,但晚清以后随着西方解剖学的广泛传播,中医解剖变革夭折在萌芽期。2.明季清初,受第一次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以方以智、王宏翰为代表的学者积极吸收西方人体解剖学的成果,并尝试将之融入中医理论中来,汇通中西,创立新说,惜因临床实用价值不大而影响寥寥。3.清中期,受乾嘉学派“求实”精神的影响,吴派学者沈彤着《释骨》一书,结合《说文解字》《玉篇》等字书对《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骨骼的名词进行了考证研究,在内经语译、骨度研究及针灸经穴应用上具有重要价值;王清任结合在坟岗、刑场观察尸体的亲身经历,历时42年撰就《医林改错》,强调人体解剖结构在临床治疗中的重要性,虽有解剖组织的新发现,但因缺少全面认识而致说理多有讹舛,其书刊行后引起极大反响,毁誉参半,然受历史社会因素的影响,其革新性价值亦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4.清代晚期,甲午战争以后,西方解剖学自粤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部分中医人士首先接触到西方解剖学,从比较的角度对中西医学进行了汇通研究,以陈定泰、周振武、罗定昌、朱沛文等为代表,从解剖角度对中医脏腑、经络、生理等进行阐释。然随着西方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建立及西医着作的传播与普及,中国医学进入现代化,中医解剖学的发展亦随之止步。结论1.进入清代,中医内部已出现了解剖学现代化的萌芽,王清任《医林改错》的问世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与研究,一部分学者开始从钻研经典医籍中抬起头来,重新审视中医古籍中对人体脏腑解剖形态的记载,但受到历史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医解剖学自发进入现代化研究的可能性被扼杀在萌芽之中。2.中医学是一个包容性与排斥性并存的学科体系,这一特点在清代中医解剖学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两次西学东渐中,中医界人士都积极吸收西方医学先进成果并试图将之融汇纳入中医理论体系当中来,但从王清任及其《医林改错》的影响来看,中医学又表现出了它的排斥性,与之核心支柱性理论不相容的学说和知识进入这一体系并得到承认是有很大难度的;同时,中医学又是十分注重实用性的学科,王宏翰虽早在明末清初就尝试进行了中西医学汇通的工作,但因其在临床应用方面未能发挥实际作用而不被重视,而王清任从瘀论治的理论与方法因临床疗效突出却迄今为人所学。
王秀强[4]（2018）在《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大学体育文化传承自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近现代大学体育受到西方大学体育发展模式和体育理念的深刻影响,“依附性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大学体育的显着特点;但同时也受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学体育文化又具有“内生性”特征。大学体育文化内在制约着大学体育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大学体育起源于“强国强种”、“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目的,在西方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指引下,大学体育主动斩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致力于为社会服务的功利性目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大学体育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追根溯源,主要是关系到大学体育战略目标的大学体育理念的缺乏和大学体育文化自觉的缺失。因此,唤醒大学体育的文化自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体育文化,成为大学体育发展的基础工程。本研究选取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3所国内具有百年以上历史大学的体育发展史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扎根理论和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进行大学体育文化的要素分析,确立代表性体育人物及思想、体育规章制度、体育活动和竞赛、体育教学、体育文化的物质载体等五要素作为研究的横轴;其次对中国大学体育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历史分期研究,将中国大学体育的发展历程分为清末、民国、新中国初期、“文革”、复苏、新发展时期等六个历史阶段,确立研究的纵轴。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历史研究等方法,以大学体育文化五要素为具体研究对象,探究各文化要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背景、特征与发展规律;梳理出比较清晰的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概貌;并从百年大学体育发展进程中总结出历史经验和规律。在百年大学体育文化传承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百年大学体育发展现状,运用系统论和战略管理理论,首先进行了大学体育文化系统构建;之后进行了中国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研究,包括系统要素、内容体系和战略对策三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1.教育家和体育家的体育思想传承是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主线。大师的体育思想一直伴随着强国强种的民族思想,而且一直伴随中西方体育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纵观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始终围绕着“健身强国,以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一主题。2.中国大学体育制度深受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大学体育制度设计;回顾中国百年大学体育制度发展历程,呈现出清朝末期的借鉴摸索、民国时期的深入发展、建国初期的苏联模式、“文革”时期的破坏停滞、新时期的学习欧美等阶段性特征;中国大学体育制度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路径,即政府层面主导,大学负责具体实施。3.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内涵上经历了“体操—体育—体育与健康”的发展历程;形式上表现了“课外—课内—课内外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价值功能上体现了“生物学—心理学—人文社会学”的认识提升;发展上呈现了“拿来主义—本土化探索—国际化”的三阶段发展模式;并且表现出钟摆式演变特征。4.大学体育精神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核心;体育场馆设施等物质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基础;体育制度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保障;体育行为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动力之源。大学体育精神、制度、行为、物质层面所包含的体育文化要素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背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大学体育文化系统。5.中国百年大学体育发展历经清末的发端、民国的发展、新中国的新生、“文革”时期的挫折、改革开放的重生、新时期的发展与繁荣六个发展时期。百年大学体育思想也经历了由机体活动能力发展观到身体、心理发展观,到身体、心理、思想品德发展观,最后转变到身体、心理、思想品德和文化素质观,充分体现了人类对体育文化发展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到如今,体育人文价值观念逐渐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核心理念。6.引入战略管理理论;在构建大学体育文化系统的基础上,从战略的系统要素、内容体系和战略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研究。提出中国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对策:从大学体育文化各层面切入,明晰目标定位,健全决策机制,最大化发挥体育学科育人优势,跨学科合作、培养少而精的体育专业人才、凝练科研方向。7.总结百年大学体育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从国家到大学各层面的体育文化发展以借鉴。人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代表性体育人物的思想是大学体育文化系统构建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大学也因此成为整个中国体育教育的思想高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围绕“民族复兴”的主题,大学体育人应有引领中国体育思想的主动性意识,传承发展,注重战略,以助力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
胡永干[5]（201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医药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核心方针政策为引领,以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为纵,以各个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为横,以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沉浮转换为暗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发展、政策发展、实践发展为明线,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政策和实践发展的史实结合起来,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动因、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经验教训、未来战略,彰显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由沉到浮,由落到起的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医药的使用,并在应用中医药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医药作用的认识,确立了对中医药的实践认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支持中医药发展的“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医药实践认可的基础上,发展到对中医药的文化认可,形成“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把中医药作为解决人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主张通过保护和改造中医药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对否定中医药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对党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和调整,以保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调整恢复中医药政策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医药的科学认可,确立“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追求中医药事业复兴的过程,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曲折发展的教训,这为当前和今后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迪和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六章以及结束语共八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对开展本研究的缘由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进行概括,对中医药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阐述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该部分通过对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梳理,指出近代中医药发展呈现出被消灭还是继续发展两种不同命运趋向,而废除和消灭中医药成为影响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主线;提出近代以来国家贫弱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是造成歧视和否定中医药的根源的观点;总结了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为后文阐述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坚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力量代表,是近代中医药事业光明历史命运代表埋下伏笔。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这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事业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彰显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仅是对中医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深沉关切,更是改变中医药事业历史命运的关键所在。第三章主要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该部分按照从实践到政策,由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从总体上对民主革命时期“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中西医合作”方针的形成、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进行分析考察,并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进行概括和评析,借以突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基于实践需要的主动适应性,以及注重中医药使用的特点,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使用中医药的重大意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迎来了中医药繁荣发展的光明希望。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和改造。该部分在沿袭从实践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基础上,依次考察建国初“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分歧,以及分歧的实质及产生原因;揭示中医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探究该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着重阐发“团结中西医”方针所包含的对中医药进行保护、改造、提高的政策内涵,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时期,对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对待中医药的正确政策,中医药才终于摆脱濒临灭亡的历史命运。第五章主要考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和推广。该部分沿袭前两章的分析模式,从改革开放初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脉络、历史特点;注重阐发“中西医并重”方针所包含的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涵;分析该方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受歧视、被消灭的历史命运,代之以发展复兴的历史命运。第六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与启示。其经验主要包括: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采取保护和扶持中医药的政策;坚持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其教训主要是: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不能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展中医药事业;不能以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其启示主要是:党和国家要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l要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等。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战略思考。该部分内容立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着眼于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和复兴。从当前中医药处于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医药特色淡化等突出问题出发,对未来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应采取的战略进行分析思考。提出正确处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推进形成中医药政策和法律体系;加强中医药宣传,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等一系列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举措,为未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发展提供借鉴,旨在通过该部分内容与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相呼应,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改变而得到改变的历史事实。
孙建[6]（2016）在《中国艾文化遗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久以来,艾草和艾灸广泛被用来治病救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艾文化。艾文化是由中医药学、民俗学、饮食学、社会学、农学等多学科领域交叉形成的文化表现形式,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根植于艾文化基础上的艾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与艾草、艾灸相关的民俗、医药、饮食、养生保健等各种文化遗产的总称,这其中包括诸如思想、人物、书籍、技术、器具等方面,对我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对艾草以及艾文化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考证是解读中国古代医学史乃至社会史中诸多历史现象的重要参考。艾文化的历史特征是以艾草作为基点进行解析。本文着重梳理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艾草的记载,对其名实进行考证,梳理出艾草有冰台、艾蒿、蕲艾、黄草、医草、灸草等二十几种别名,并且结合古代文献中文字与图例来探究其历史原貌,通过古今对比对艾草成分和功效在各个时期的作用进行分析,从而具象化艾草以及艾草延伸的作用与艾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以便能更全面认识艾的历史作用与艾文化历史内涵。艾灸是艾文化遗产的核心,是艾和火的有效结合,历史非常悠久,是最能代表中国艾文化的文化载体。根据对古籍文献的梳理,艾灸文化的历史传承可分为起源与发展、鼎盛、稳定与衰落和再次兴起四个阶段。早在三国时期曹翕就撰写了我国史上首部灸法专着《曹氏灸方》,到了两晋至唐是灸法的快速发展时期,出现了一些灸法大家及代表性着作。唐宋时期灸法最为盛行,达到了艾灸发展的鼎盛,此时期灸法大家的出现、涌现大量灸疗专着、灸法的专门化和普及化是灸法达到历史高潮主要标志。明清灸法继续发展,但相对唐宋有所缓和。清末至民国时期,艾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对于近现代艾灸的研究,文章以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今在我国针灸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澄江针灸学派为个案,通过研究澄江学派近百年来针灸学保护与传承中走过的艰辛和曲折,以传承人、代表作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突破口,力争找到对该学派针灸事业得以活态传承至今的原因,通过全方位的剖析艾灸文化的历史脉络,力图勾勒出艾灸文化的历史特征。同时,通过对艾灸有病治病、未病寻病、无病养生“三位一体”和驱寒邪、补元阳、通经络、调正气“四效合一”特点的古典文献进行梳理,探讨艾灸被中国古代人们所推崇,至今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对各时期的艾灸重要传承人、传承人代表作、灸疗的重要思想、对外交流及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探究艾灸事业对于中华医学复兴、针灸学术发展以及现代针灸理论体系的构建都具有深刻的历史参考价值与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除了治病救疾之外,由于艾草无毒、温中、逐冷、除湿等药用特性而被古代人们用于日常饮食当中或进行食疗。通过对于古代文献的梳理,考证了艾草茶、艾草汁、艾草酒的发展与传承,指出艾草茶不仅具有平喘、镇咳、祛痰、止血、凝血、镇静、抗过敏等治疗效果,同时,还有预防感冒、抗肿瘤、护肝利胆、保护心血管的辅助治疗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艾食用在中国历史上分类以及传承情况,指出了艾草是作为中国古代人们常用食料。另外,通过对中日韩三国艾草茶、艾草汁、艾草酒的使用现状,论证了中日韩三国艾饮食文化的异同点。以艾草为中心的民俗文化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且与艾草紧密联系的端午节中。通过对端午挂艾历史的考证、古今挂艾的调查、挂艾的功效（辟邪、厌胜、治病）和洗艾浴的作用四方面来肯定艾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促进了以艾草为主题的具有宝贵民俗文化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并且能进一步探讨以“艾”姓起源为着重考证基础点的姓名文化核心内容。从社会学、历史学、植物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交又的运用分析,来探索艾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找寻艾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衍变历程中的作用,从而更为有效的解读中华文化的精髓内涵。尤其是,对于“鲜艾入膳”的药食同源理论分析、艾草洗浴的民俗考证、“艾”字的书写方式不同辨析,都是对艾文化的有效补充。所以,对于艾草的“俗、食、药、灸”四位一体特性的考证研究,是真实反映整个艾文化的重要核心,亦能更为全面和真实描绘出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艾草使用的历史社会图景,为当今有效利用这一宝贵资源提供历史借鉴。艾民俗文化是具有文化资源的区域特点分布的差异性,不同地区的艾民俗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资源禀赋,都具有自身的地方性民俗特色。另外,从艾文化资源的内部构成要素来看,不同属性的艾文化资源存在着非兼容性,乃至矛盾与冲突。这些艾文化资源,或者说是艾民俗文化在地域上的分布不均衡与文化资源属性的内部矛盾,会造成文化资源开发和实现资本化转向的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实现文化资源间的融合,使艾民俗文化整体资源的优势得以发挥,要将艾民俗文化进行合理的配置、组合、交融、整合,遵循最优化的原则,既要突出文化资源的整体性,又要兼顾区域文化资源个性化的塑造与培育,将不同的文化内容、文化形式的最优良方面组合为一体,使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最优化。从实际出发,寻找探索最适合本地特点的文化资源开发模式,因地制宜地发展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不盲目跟风,做到具有自身独立特性的艾民俗文化,但是又符合整体艾民俗文化的体系要求。针对现今艾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够的现状,通过比较中日韩三国对艾草的利用和艾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异同,提出了四点对艾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其一,政策的持续性保护;其二,中医文化与流派的保护;其三,艾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其四,艾草及艾草专利的保护。在以上四点建议的基础上,构建起艾文化保护体系,提出对艾文化遗产开发应从种植加工的产业化、艾文化遗产开发的多元化和传承的国际化着手,要有意识地树立一些优秀的榜样,鼓励更多的企事业从事艾相关产品的研究,打造艾文化的知名品牌,积极将艾文化与国际接轨,搭建优质化的国际宣传平台,从而带动艾草产品和产业的发展。
刘明福,王忠远[7]（2014）在《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文中研究指明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总是从时代风云中脱颖而出。英雄创时代,在时代的潮头,总是挺立着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英雄。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威武雄壮的伟大时代,无一不是大众与伟人同声合唱,时势与英雄交相辉映。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政治家。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政治家的领导力和创新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一个没有杰出政治家的国家,难以有声有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缺乏大政治家的大国,难以在全球出类拔萃。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需要创新型
施亚利[8]（2013）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文中研究说明血吸虫病最早在日本发现。中国从1905年起,陆续从病原学证实有血吸虫病流行。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使用“血吸虫病”这个病名,但是,传统医典中有大量的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血吸虫病在江苏流行历史悠久,流行范围广泛,造成的危害性大。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江苏省卫生处在吴县木渎镇建立了苏南地方病防治所,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防治工作未超出草创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华东当局首先发现血吸虫病在江南一带流行严重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南京市、苏南区、苏北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步展开,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953-195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现血吸虫病在我国长江流域造成的极大危害。1955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宣告成立,长江流域十二个省市建立了血防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制定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措施,召集有关高等院校及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教授开会,解决了防治的技术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中共中央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使全国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江苏建省后,贯彻执行了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不仅制定了防治工作的规划,提出了 1956-1958年的防治工作计划,而且对血防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江苏省的群防群治工作随即展开,防治工作在全国率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开始了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要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更快的速度来进行,为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发出“鼓足革命干劲,全面跃进,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提出了血防“大跃进”的目标,鼓励各地打破常规,树立“血防跃进”典型,发动了“血防大跃进”。江苏省委积极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江苏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随即出现了大跃进运动。整个运动可以分为“空前跃进”、“继续跃进”和“持续进行”三个阶段。血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跃进后却留下了不少的问题,如:机构裁撤,人员裁减,血防工作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螺情、病情大幅度回升,急性感染非常严重;建国初年血防工作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和踏实作风多被破坏;三年经济困难使政府主要应对浮肿病或其他疾病,血吸虫病疫情雪上加霜。大跃进过后,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各省市,由于粮食紧张,浮肿、消瘦等疾病突出,群众都忙搞生产,防治浮肿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渐放松。血吸虫病疫情的快速回升和急性感染的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健康和当地的农业生产。这些现象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后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作出调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从1961年初陆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血防工作调整”方针,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调整。江苏省党政当局随即贯彻执行,调整了血防工作的总目标。1961-1965年,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的调整（1961、1-1962、5）、重点阶段的调整（1962、5-1963、12）和后期阶段的调整（1963、12-1965）。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功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左”的路线的影响,1964-1965年,江苏省在血防工作中贯彻“阶级观点”。“血防工作调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部分,是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它逐渐偏离了调整的轨道。1966-1967年,江苏省按照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对各项防治工作进行部署。1967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血防战线,江苏省的血防工作陷入停滞。1970年,由于疫情再度严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门文件。从1970到1973年,江苏省的防治工作再度重启。1976年10月,江苏省在防治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宣布全省实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苏妆[9]（2013）在《《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有关腧穴的内容进行全面考证和系统整理，揭示腧穴理论发生、发展、演化的轨迹及规律，挖掘腧穴理论的构建观念与思想内涵，深化对《内经》腧穴理论乃至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解读，为中医学理论的文化建设、体系建设及规范化建设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采用中医发生学研究方法，把腧穴理论回置于其得以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及背景下加以综合的动态观察，从医疗实践、古代哲学、社会学、历史文献学、文化学、文字学等方面多视角、系统地挖掘腧穴理论的创生及演进过程。力求对腧穴理论初创时期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的发生与演进，作出客观而确实的诠释，竭尽所能地使腧穴理论得以回归本源的表达，校错勘误、溯源澄流、明辨沿革。研究内容：1.《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内经》中腧穴的概念；腧穴的名称（包括腧穴的别名、古名）、数目、位置与归经；腧穴的定取方法；腧穴的分类；腧穴的主治病症；腧穴的刺禁及注意事项等。2.《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因素：研究与腧穴理论发生有关的医疗实践、古代科技、社会人文、哲学思想、生活实践、文字发生学等医学因素和非医因素。3.腧穴理论的发生、发展演化轨迹。结果：1.《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基本内容：《内经》中命名的腧穴有148个，无名有址的“部位穴”74个，去掉重复的合计173穴（单穴26，双穴147）。其中头面颈项部39穴，躯干部39穴，四肢部95穴。明确标注了123个腧穴的位置，头面颈项部19穴，躯干部18穴，四肢部穴最多，共86穴，占70%。173穴中125穴有归经记载，大多为四肢部腧穴，计88穴，占70%，此外头面颈项部27穴，躯干部10穴。涉及腧穴的古名、别名27个，腧穴主治病症40余种，此外尚有定取方法、腧穴分类、针刺禁忌等方面内容，为腧穴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2.《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因素：古汉字不仅潜藏着丰富古老的文化渊源，也积淀着腧穴理论创生的许多重要痕迹；简明朴素的古代解剖学是腧穴理论创成的重要基础；广泛而深入的观察是腧穴理论形成的前提；砭石、九针的砥砺，火的发明和使用，为针灸医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砭灸、按摩等医疗活动的反复实践与验证是腧穴概念形成的本源；天文、气象、地理、数学等古代科学技术的渗透和启迪，丰富和发展了腧穴理论体系；阴阳、五行、气、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对中医经络腧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影响腧穴发生的这些因素中最宝贵的是临床实践。解剖知识在早期阶段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后来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在整个医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居于次要地位。哲学的概括是所有学术发展升华为理论体系时的必由之路。《内经》时期援引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思想结束了以诊疗经验为主，各类学说杂乱无章的局面，使中医学走上了比较系统的发展道路，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3.腧穴的发生与发展演化：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无到有，以痛为输——腧穴的“萌芽”或“雏形”。这一阶段虽已有腧穴雏形的出现，但尚无固定的位置、名称，统称为“砭灸处”。人们还没有把腧穴与特定的疾病联系起来，也未产生以“穴”治病的思想，并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腧穴”。第二阶段：从少到多，从“砭灸处”到“刺灸点”——腧穴的“确定”。在本阶段通过人们的反复实践、认识和总结，腧穴的部位开始固定下来，部分腧穴开始命名，人们开始意识到腧穴不是孤立于体表的点，萌生了“穴”与“气”和“线”关系的联想，并产生了“气穴”的概念。第三阶段：理论升华，寻找支撑——腧穴归经，“经穴”发生。本阶段，经络概念产生，腧穴开始归经，“气穴”向“经穴”发展演化。也是由于经络的产生，使得腧穴理论从片断、零散走向了系统、综合，到了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发展阶段。结论：1.腧穴理论的发生因素主要有：医疗实践、解剖知识、社会生活实践、古代科学技术以及哲学思辨等。2.腧穴理论经历了从“穴”→“气穴”→经“经穴”，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零散到系统的发生、发展过程。3.“九针”是针灸医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经穴”和“经络”现象的发现创造了条件。4.医学的内在矛盾——医疗实践与医学理论发展的不同步性（医理严重滞后于医技）推动“经络”的发生以及腧穴向“经穴”的发展演化。5.早期的“砭灸处”、“气穴”先于经脉产生；“经穴”则出现在经脉概念形成之后。腧穴的确定与经脉循行线的确认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6.腧穴除具有输注、转输气血等一般特性外，还表现出病理性、特异性、个体差异性等特点，故腧穴在定取时应特别重视“揣穴”这一环节。
邹庆超[10]（2013）在《三七活血方联合低分子肝素钙对骨科下肢大手术后D-二聚体的影响》文中认为目的：本实验旨在通过对骨科下肢大手术病人采用中药三七活血方口服联合低分子肝素钙皮下注射与单纯低分子肝素钙应用对比,研究中西联合用药与单纯西药应用对血液D-二聚体值和患肢小腿肿胀度的变化,探讨中西药联合应用在预防围手术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可行性,减少发病因素,为中药的临床应用提供支持。方法：将住院行骨科下肢大手术且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人30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术后12小时即给予中药口服、3次/天、1剂/日,12小时予以低分子肝素钙4100AxaIU皮下注射、1次/天；对照组：术后12小时后低分子肝素钙皮下注射,用量用法同实验组相同。两组患者分别在给药前、给药第7天、给药第14天抽静脉血检测D---聚体值。术前和给药前、给药3、7、11、14天测量小腿肢体周径并予以统计分析,对比研究。结果：D-二聚体值：3次不同时间组内比较P值,实验组分别为0.193、0.002、0.000,对照组0.002、0.059、0.002,两组不同时间的检测值有差异；3次组间比较P值分别为0.505、0.001、0.000,组间比较实验组优于对照组。肢体周径差值：6次不同时间组内p值,实验组—术前和给药14d P=0.221>0.05,其余均<0.05,对照组一给药前和给药14d P=0.110>0.05,两组不同时间测量值有差异；6次组间P值分别为0.288、0.883、0.394、0.000、0.000、0.000,组间比较后三次肢体周径差值实验组优于对照组。结论：中药三七活血方口服与低分子肝素钙皮下注射联合应用和单纯低分子肝素钙应用的患者在住院围手术期内均未见明显的深静脉血栓相关临床症状体征产生；中西联合用药可以减少围手术期14天内患肢的肿胀时间、降低肿胀程度,显着降低血液D-二聚体值,效果优于单纯应用低分子肝素钙。
二、千年中西医百项大成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千年中西医百项大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 |
| 2.1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形成的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健康思想 |
| 2.1.2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领导人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 |
| 2.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健康的思想 |
| 2.2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形成的实践依据 |
| 2.2.1 保障人民健康是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
| 2.2.2 当前制约人民健康事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
| 2.2.3 习近平个人成长经历及在地方工作期间有关健康事业的实践 |
| 第3章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就人民健康事业的重要性作出科学判断 |
| 3.1.1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
| 3.1.2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
| 3.1.3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
| 3.1.4 “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 3.2 就人民健康事业发展完善作出宏观谋划 |
| 3.2.1 以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为根本指导 |
| 3.2.2 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面健康服务为核心目标 |
| 3.2.3 以大力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作为战略牵引 |
| 3.3 就人民健康事业纵深推进作出周密部署 |
| 3.3.1 强基固本:夯实人民绿色安全健康生活基础 |
| 3.3.2 改革创新:打造人民健康事业发展动力系统 |
| 3.3.3 推己及人:共同维护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
| 第4章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理论特点 |
| 4.1 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彰显鲜明的人民立场 |
| 4.2 直面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矛盾,体现强烈的问题意识 |
| 4.3 全方位推进人民健康事业发展,贯穿系统的战略思维 |
| 4.4 首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凸显宽广的国际视野 |
| 第5章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意义 |
| 5.1 理论意义 |
| 5.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
| 5.1.2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内容 |
| 5.2 实践意义 |
| 5.2.1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战提供根本指导 |
| 5.2.2 为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健康治理体系提供关键思想武器 |
| 5.2.3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注入持久动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2）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清末新政史视野下的陕甘新政研究 |
| (二) 清末陕甘新政宏观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 (三) 清末陕甘新政具体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 (四) 清末陕甘新政史研究的局限 |
| 三、选题意义、研究基础和学术创新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主要研究理论与史料基础 |
| (四) 重点难点和学术创新 |
| 四、研究范畴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末新政前后的陕甘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辖区与地理状况 |
| 一、清末陕甘两省辖区 |
| 二、清末陕甘地理条件 |
| 第二节 清末陕甘人口与经济状况 |
| 一、清末陕甘人口数量的考证与分析 |
| 二、清末陕甘经济和税收状况 |
|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的陕甘早期现代化 |
| 一、近代陕甘军用工业的萌芽 |
| 二、近代陕甘民用工业的萌芽 |
| 第四节 清末陕甘督抚群体与区域新政 |
| 一、新政时期的陕甘督抚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 |
| 二、陕甘总督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 三、陕西巡抚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 四、陕甘督抚群体特征与区域新政影响的探讨 |
| 第二章 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军事状况与早期军事现代化 |
| 一、清末陕甘旧军的裁减 |
| 二、甲午战后陕甘旧军的现代化编练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新军的编练 |
| 一、八旗及防练勇营的进一步改编 |
| 二、陕西新军的编练 |
| 三、甘肃新军的编练 |
| 第三节 陕甘各级军事学堂的创办和人才的培育 |
| 一、武备学堂的创设 |
| 二、陆军中小学堂的创设 |
| 第四节 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与缺憾 |
| 一、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 |
| 二、陕甘军事现代化的缺憾与反思 |
| 第三章 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高等学堂的创办与发展 |
| 一、旧书院的改建与陕西宏道大学堂的创设 |
| 二、陕西大学堂与甘肃大学堂的创立 |
| 三、陕甘师范学堂的创设 |
| 第二节 陕甘课吏馆与法政学堂的创立 |
| 一、陕西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 二、甘肃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中小学堂与专门学堂的创设 |
| 一、陕甘中小学堂的创立 |
| 二、各类专门学堂的创立 |
| 三、驻防中小学堂的创立 |
| 四、存古学堂的创立 |
| 第四节 清末陕甘近代教育机构的创立 |
| 一、陕西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 二、甘肃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 第五节 清末陕甘留学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
| 第六节 清末陕甘新闻报刊事业的创办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 |
| 第一节 陕甘近代农工商业的创办 |
| 一、洋务企业的恢复和续办 |
| 二、清末陕甘矿产资源概况与开发 |
| 三、陕西延长油矿的创办与发展 |
| 四、劝业道和工艺推广机构的成立 |
| 五、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实业发展 |
| 六、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农工商业发展的评价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中陕甘税收金融改革 |
| 一、试办官盐和盐斤加价 |
| 二、土药加厘及禁绝鸦片 |
| 三、百货统捐改革 |
| 四、裁官节费 |
| 五、清末陕甘金融机构的筹办与币制改革 |
| 第五章 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电建设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电话事业发展 |
| 一、洋务运动时期陕甘电报业的创立 |
| 二、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业的拓展 |
| 三、陕甘电报统归官办 |
| 四、陕西电话公司的创立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铁路的倡议与筹修 |
| 一、清末西北铁路的倡议与规划 |
| 二、清末西潼铁路的筹修与失败 |
| 第三节 清末陕甘邮政的创建与发展 |
| 一、清末陕甘邮政的创立与发展 |
| 二、清末陕甘邮政邮员的管理 |
| 三、邮员的薪资和晋升 |
| 四、陕甘邮政的管理和运作 |
| 五、陕甘邮政中的外籍人员 |
| 第四节 兰州铁桥的兴修及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 一、兰州铁桥的兴修 |
| 二、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 第六章 清末陕甘法政改革与预备立宪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巡警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
| 一、清末陕甘巡防队与巡警制度的探索 |
| 二、陕西巡警制度的建立 |
| 三、甘肃巡警制度的建立 |
| 第二节 清末陕甘司法机构的设立与发展 |
| 一、清末陕西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创设 |
| 二、清末甘肃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设立 |
| 第三节 清末预备立宪和陕甘谘议局的创办 |
| 一、清末陕西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 二、清末甘肃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 三、清末陕甘谘议局与民主意识的发展 |
| 余论: 落后区域的早期现代化之路——清末陕甘新政的历史审视 |
| 一、变与不变: 清末陕甘新政历史成效的两个维度审视 |
| 二、清末陕甘新政历程中的制约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清代中医解剖学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一) 中医解剖学史研究总述 |
| (二) 清代中医解剖学研究现状 |
| 1.王清任《医林改错》 |
| 2.明清西方解剖学译作 |
| 3.沈彤《释骨》 |
| 4.中西汇通 |
| 参考文献 |
| 凡例 |
| 绪论 |
| (一) 概念阐释 |
| (二) 选题理由 |
| (三) 中医解剖史回顾与认识 |
| 1.先秦两汉——解剖普遍存在,体系基本形成 |
| 2.晋唐——病理解剖多见,解剖图谱绘成 |
| 3.宋元——刑场绘制图谱,解剖达到高峰 |
| 4.明清——传承医学经典,中西比较汇通 |
| 5.小结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清代社会与学术背景 |
| (一) 疫病流行,温病学派成熟 |
| (二) 朴学兴起,考据之风盛行 |
| (三) 西学东渐,中西医学汇通 |
| 1.第一次西学东渐(明末清初) |
| 2.第二次西学东渐(晚清民初) |
| 第二章 明季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下的中医解剖学(1623-1736) |
| (一) 方以智及其《物理小识·人身类》 |
| 1.方以智家世与生平 |
| 2.方以智学术特点与影响 |
| 3.《物理小识·人身类》研究 |
| (二) 王宏翰及其《医学原始》 |
| 1.王宏翰生平 |
| 2.王宏翰学术特点与影响 |
| 3.《医学原始》版本流传 |
| 4.《医学原始》解剖部分研究 |
| (三) 小结 |
| 第三章 清中期——乾嘉时期的中医解剖学(1736-1840) |
| (一) 沈彤及其《释骨》 |
| 1.沈彤生平与《释骨》写作背景 |
| 2.《释骨》版本流传 |
| 3.《释骨》中医解剖名词整理 |
| 4.《释骨》解剖成就与不足 |
| (二) 王清任及其《医林改错》 |
| 1.王清任生平与《医林改错》写作背景 |
| 2.《医林改错》版本流传 |
| 3.《医林改错》中医解剖名词整理 |
| 4.《医林改错》在中医解剖史上的地位 |
| 5.王清任与维萨留斯的对比研究 |
| (三) 小结 |
| 附1: 沈彤年表 |
| 附2: 《医林改错》中所引书目汇总 |
| 附3: 许梿《洗冤录详义》的解剖成就 |
| 第四章 清晚期——第二次西学东渐下的中医解剖学(1840-1911) |
| (一) 陈定泰与《医谈传真》(成书于1844年) |
| 1.陈定泰生平和《医谈传真》着述经过 |
| 2.《医谈传真》版本流传 |
| 3.《医谈传真》解剖内容概述 |
| 附1: 陈珍阁《医纲总枢》概述 |
| 附2: 合信与《全体新论》 |
| (二) 周振武与《人身通考》(成书于1851年之前) |
| 1.周振武生平 |
| 2.《人身通考》解剖内容概述 |
| 3.《人身通考》的影响和价值 |
| (三) 罗定昌与《中西医粹》(成书于1887年) |
| 1.罗定昌生平 |
| 2.罗定昌医学思想 |
| 3.《中西医粹》解剖内容概述 |
| (四) 朱沛文与《华洋藏象约纂》(成书于1892年) |
| 1.朱沛文生平 |
| 2.《华洋藏象约纂》成书背景 |
| 3.《华洋藏象约纂》解剖内容概述 |
| (五) 小结 |
| 第五章 讨论与总结 |
| (一) 讨论 |
| 1.中西解剖学发展路径分析 |
| 2.清代中医解剖学的发展特点 |
| (二)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4）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大学体育文化概述 |
| 1.3.2 战略与战略管理 |
| 1.3.3 研究相关理论视角 |
| 1.4 研究对象、分期与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分期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思路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创新点 |
| 1.6 研究说明 |
| 1.6.1 时间范围 |
| 1.6.2 空间范围 |
| 1.6.3 研究指标 |
| 第2章 百年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 |
| 2.1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
| 2.1.1 “武”的演变历程 |
| 2.1.2 儒、道、释的体育精神 |
| 2.2 西方体育文化的传入 |
| 2.2.1 教会学校与洋务学堂的示范与推动 |
| 2.2.2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 |
| 2.3 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百年历程 |
| 2.3.1 清朝末期:中国大学体育文化的发端 |
| 2.3.2 民国时期:中西体育的冲突与融合 |
| 2.3.3 新中国初期:毛主席题词和全面学习苏联经验 |
| 2.3.4 “文革”时期: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挫折与教训 |
| 2.3.5 复苏时期:扬州会议重新确立了学校体育的地位 |
| 2.3.6 新发展时期:大学体育文化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 |
| 第3章 中国百年大学体育精神文化的传承 |
| 3.1 体育人物及思想的整体研究思路 |
| 3.2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萌芽 |
| 3.2.1 维新派体育思想 |
| 3.2.2 “新政”时期体育思想 |
| 3.2.3 军国民体育思想 |
| 3.3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发展 |
| 3.3.1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发展的背景 |
| 3.3.2 大学校长体育思想 |
| 3.3.3 体育家群体体育思想 |
| 3.4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转向 |
| 3.4.1 对资产阶级体育观的批判 |
| 3.4.2 学校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4.3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
| 3.5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复苏 |
| 3.5.1 体质教育思想的局限 |
| 3.5.2 学校体育思想的争鸣 |
| 3.6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繁荣 |
| 3.6.1 “健康第一”思想 |
| 3.6.2 “终身体育”思想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百年大学体育制度文化的传承 |
| 4.1 大学体育制度的发端 |
| 4.1.1 大学体育制度发端的背景 |
| 4.1.2 政府层面的大学体育制度 |
| 4.1.3 大学内部的体育制度 |
| 4.1.4 区域体育组织的初现 |
| 4.2 大学体育制度的定型 |
| 4.2.1 政府层面的大学体育制度 |
| 4.2.2 大学内部的体育制度 |
| 4.2.3 学校体育制度的今昔对比 |
| 4.2.4 校际体育组织 |
| 4.3 大学体育制度的转型 |
| 4.3.1 政府层面的大学体育制度 |
| 4.3.2 大学内部体育制度建设 |
| 4.4 大学体育制度的复兴 |
| 4.4.1 政府关于大学体育制度建设 |
| 4.4.2 大学内部体育制度建设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百年大学体育行为文化的传承 |
| 5.1 大学体育教学的传承 |
| 5.1.1 大学体育课程的开端 |
| 5.1.2 专业体育教育的开端 |
| 5.1.3 苏联体育教育理论的影响 |
| 5.1.4 体育教学改革成为潮流 |
| 5.1.5 新世纪大学体育课程改革 |
| 5.1.6 小结 |
| 5.2 大学体育活动和竞赛的传承 |
| 5.2.1 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开端 |
| 5.2.2 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发展 |
| 5.2.3 新中国初期的课外活动和竞赛 |
| 5.2.4 大学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合法化 |
| 5.2.5 新发展时期大学体育要素的互动 |
| 5.2.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百年大学体育物质文化的传承 |
| 6.1 体育场地设施的初步建设 |
| 6.2 室内体育场馆建设的勃兴 |
| 6.3 体育场馆设施的蓬勃发展 |
| 6.3.1 体育场馆建设特点 |
| 6.3.2 存在的问题 |
| 6.3.3 体育场馆设施的前景 |
| 6.4 体育场馆建设的文化性特征 |
| 6.4.1 大型室内综合场馆成为主流 |
| 6.4.2 新世纪体育场馆特征与趋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大学体育文化的发展战略研究 |
| 7.1 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系统要素 |
| 7.1.1 大学体育文化系统的构建 |
| 7.1.2 大学体育文化系统主体要素 |
| 7.1.3 大学体育文化系统客体要素 |
| 7.1.4 大学体育文化系统中介要素 |
| 7.2 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内容体系 |
| 7.2.1 指导思想 |
| 7.2.2 发展现状 |
| 7.2.3 战略目标 |
| 7.2.4 战略重点 |
| 7.2.5 战略路径 |
| 7.3 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对策研究 |
| 7.3.1 健全大学体育战略决策机制 |
| 7.3.2 百年大学体育精神文化建设 |
| 7.3.3 百年大学体育制度文化建设 |
| 7.3.4 百年大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
| 7.3.5 百年大学体育学科能力建设 |
| 7.3.6 体育文化研究与实践的互动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 |
（5）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中医及中医学 |
| (二) 中药及中药学 |
| (三) 中医药及中医药事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二) 简要评析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和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基本框架 |
| 六、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第一节 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及特点 |
| 一、中医药具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
| 二、中医药长期以来对保障中国人生命健康发挥了重大作用 |
| 三、中医药具有便、简、验、廉的特点 |
|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近代否定中医药的思潮 |
| 一、西医的传入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出现 |
| 二、新文化运动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发展 |
| 三、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认识根源 |
| 第三节 近代维护中医药的抗争 |
| 一、民国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及中医界的抗争 |
| 二、废止中医案及中医药界的抗争 |
| 第三节 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及启示 |
| 一、废除还是发展: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 |
| 二、民族自卑与文化自卑: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根源 |
| 三、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要求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 |
|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 |
| 一、近代中国疾病多发 |
| 二、西医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 |
| 三、发展中医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 |
|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 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 |
| 第一节 “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 |
| 第二节 “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 |
| 一、根据地建设和社会改造 |
| 二、边区的中西医矛盾和分歧 |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 四、“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过程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一、提倡和鼓励使用中医药的最初规定 |
| 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三、中医药学术研究团体的建立 |
| 四、中药研究的初步开展 |
| 第四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与改造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
| 二、“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 |
| 一、“封建医”还是“伟大宝库”——对中医药认识的分歧 |
| 二、从中医学习西医到西医学习中医—对中医药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中医药方针政策的贯彻及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一、过渡时期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起步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与推广 |
| 第一节 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 |
| 一、恢复党的中医药政策 |
| 二、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 三、整顿中医医院及教科研工作 |
| 第二节 “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依靠三支力量,促进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形成 |
| 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 |
| 三、“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内涵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
| 一、中医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
| 二、农村中医药卫生服务的发展 |
| 三、中医药立法持续推进 |
| 四、中医药在医疗改革中的特色优势得到发挥 |
| 五、中医药教育及人才培养进一步发展 |
| 六、中医药服务和中医药产业广泛发展 |
| 七、中医药文化受到重视 |
| 八、中医药国际化深入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意义 |
| 一、根本改变了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二、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路径选择 |
| 三、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载体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 |
| 一、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 |
| 二、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西医学习中医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教训 |
| 一、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 |
| 二、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不能用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启示 |
| 一、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
| 二、按照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 |
| 结束语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战略思考 |
| 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
| 二、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 |
| 三、推动形成中医药法律体系 |
| 四、做好中医药宣传,形成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五、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艾文化遗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艾草名实及其种植加工 |
| 第一节 艾草名实 |
| 一、艾草的植物形态 |
| 二、艾草的本草学记载 |
| 三、艾草的种类 |
| 四、艾草的成分与功效 |
| 第二节 艾草的种植 |
| 一、种植方式与技术 |
| 二、田间管理 |
| 三、采收和储藏 |
| 第三节 艾草的加工 |
| 一、艾叶的炮制 |
| 二、艾绒的加工 |
| 三、艾炷的制作 |
| 第二章 艾灸文化 |
| 第一节 艾灸的基础 |
| 一、艾绒取火 |
| 二、艾灸材料 |
| 三、艾灸器具 |
| 第二节 艾灸的历史传承 |
| 一、艾灸的起源与发展 |
| 二、艾灸的鼎盛时期 |
| 三、艾灸的稳定与衰落 |
| 四、艾灸的再次兴起 |
| 第三节 艾灸的功效 |
| 一、艾灸分类 |
| 二、艾灸防病 |
| 三、艾灸治病 |
| 四、艾灸诊治疾病谱 |
| 第三章 艾饮食文化 |
| 第一节 艾草茶发展与传承 |
| 一、艾草茶历史 |
| 二、艾草茶的加工及种类 |
| 三、艾草茶功效 |
| 第二节 艾草汁与艾草酒 |
| 一、艾草汁 |
| 二、艾草酒 |
| 第三节 艾食用文化 |
| 一、艾食用历史 |
| 二、艾食用分类 |
| 第四节 中日韩艾饮食文化的比较 |
| 一、中日韩艾草茶的交流 |
| 二、中日韩艾食用文化的差异 |
| 第四章 艾民俗文化 |
| 第一节 端午挂艾 |
| 一、端午挂艾历史 |
| 二、端午挂艾调查 |
| 三、端午挂艾功效 |
| 第二节 艾草浴 |
| 一、艾草浴历史 |
| 二、艾草浴分类 |
| 三、艾草浴功效 |
| 第三节 中日韩艾民俗文化的比较 |
| 一、挂艾草 |
| 二、戴艾虎 |
| 三、洗艾浴 |
| 第四节 艾其它民俗 |
| 一、“艾”字与姓和名 |
| 二、艾草护种 |
| 三、艾草与文学作品 |
| 四、艾草与礼俗和科技 |
| 第五章 艾文化遗产传承困境与保护 |
| 第一节 艾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 |
| 一、艾灸发展的困惑 |
| 二、艾文化遗产的遗失和变味 |
| 三、艾草研究不够深入 |
| 第二节 艾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 |
| 一、艾文化传承人的保护 |
| 二、艾相关专利的保护 |
| 三、中医文化的保护 |
| 第三节 艾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
| 一、促进遗产主体的多元化 |
| 二、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 |
| 三、推动艾产品的开发 |
| 四、拓宽艾草的利用领域 |
| 五、构建艾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及参加学术会议 |
（7）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习近平时代的特点与挑战 |
| (一)习近平时代的涵义与特点 |
| 1、习近平时代的内涵和方位 |
| 2、习近平时代,站在经济总量“亚军国家”起点上 |
| 3、习近平时代,创造中国共产党第四个奇迹 |
| 4、习近平时代,打造“新中国3.0” |
| 5、习近平时代,奋斗“社会主义7.0” |
| (二)习近平时代面对的矛盾和挑战 |
| 1、习近平论挑战 |
| 2、六大矛盾 |
| ①生态矛盾———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
| ②贫富矛盾———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
| ③官民矛盾———如何防止“权力”与“权利”对立 |
| ④人口矛盾———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
| ⑤观念矛盾———如何凝聚社会共识 |
| ⑥中美矛盾———世界只能有一个冠军 |
| 3、应对挑战———习近平治国大思维 |
| (三)习近平时代书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三份考卷 |
| 1、习近平论“赶考” |
| 2、中国共产党的三场考试 |
| 3、向历史交出第三份合格答卷 |
| (四)习近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 |
|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 |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 |
| 4、习近平民族复兴战略思想回答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
| 5、习近平民族复兴战略思想的基本框架 |
| 6、习近平民族复兴战略思想的品格特色 |
| 二、习近平的兴国目标和战略 |
| (一)中国梦凝聚中国志———建设“复兴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志” |
| 2、习近平点燃中国梦火炬 |
| 3、中国梦170年漫漫征程 |
| 4、中国梦的具体内涵 |
| ①中国梦是一个“和谐世界梦” |
| ②中国梦是一个“腾飞兴国梦” |
| ③中国梦是一个“拼搏强军梦” |
| ④中国梦是一个“和平统一梦” |
| ⑤中国梦是一个“生态文明梦” |
| ⑥中国梦是13亿人民的“幸福人生梦” |
| 5、中国梦进入“战略冲刺期” |
| (二)矢志不移中国道路———建设“特色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路” |
| 2、老路、邪路、特色路,只有特色之路是坦途 |
| 3、“中国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
| 4、从“结合论”、“特色论”到“鞋子论” |
| 5、“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
| 6、“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
| (三)强军方能卫国———建设“强大中国” |
| 1、中国梦与“强军梦” |
| 2、中国必须强军的七个理由 |
| 3、推进“强军梦”为什么要“只争朝夕” |
| ①中美进入“战略决赛期”,军事博弈凸现 |
| ②美国“军事遏制”导致中国“军事危机” |
| 4、中国需要一支“大海军” |
| ①以海制华———美国遏制中国的主战场在海洋 |
| ②建设海洋强国———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
| ③中国海军梦———战略价值是什么 |
| 5、“强军梦”在随时准备打仗中推进 |
| ①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胜仗 |
| ②实现“强军梦”———必须克服“和平病” |
| ③从人民战争到人民国防———“强军”不能只靠军人 |
| 6、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
| 7、“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 |
| 8、军事领域是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 |
| 9、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个原则 |
| (四)创新外交战略———建设“和平中国” |
| 1、中国梦与“和平梦” |
| 2、统筹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 |
| 3、坚持一个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
| 4、倡导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关系创新 |
| 5、实行“三个着力”———推进周边外交创新 |
| ①中国周边外交整体形势和基本方针 |
| ②落实“三个着力”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周边外交 |
| 6、提高国际话语权———推进软实力建设创新 |
| (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安全中国” |
| 1、中国梦与“安全梦” |
| 2、习近平国家安全战略四大创新 |
| 3、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新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
| 4、从传统安全到总体安全,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 |
| 5、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规定了国家安全的本质 |
| 6、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抓住了国家安全的核心 |
| 7、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突出了国家安全的重点 |
| 8、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筑牢国家安全的支撑 |
| 9、以促进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为依托,打造命运共同体 |
| (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
| 1、中国梦与“法治梦” |
| 2、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 3、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 |
| 4、“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 |
| (七)弘扬中国精神———建设“文化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魂” |
| 2、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 |
| 3、弘扬“聚心聚力”的中国精神 |
| 4、培育“真善美”的中国道德 |
| (八)兴国必先兴风———建设“正气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风” |
| 2、神州大地起新风 |
| ①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首先抓改进工作作风 |
| ②习近平说:改进工作作风“从我本人做起” |
| ③中国共产党三次历史性作风大建设 |
| 3、天下兴亡看风气 |
| ①秦王朝、罗马帝国“作风亡国”的教训 |
| ②餐桌上判断共产党能赢国民党 |
| ③习近平会见卡斯特罗,为什么只能去6个人 |
| 4、如果我们脱离群众,最终也会走向失败 |
| ①群众路线,是执政党的“生命线” |
| ②联系群众,要体现在高级领导干部的衣食住行中 |
| ③联系群众,要跟群众“零距离接触” |
| ④联系群众,要特别注意联系贫困群众 |
| 5、向“四风”宣战,防止更多干部走上刑场 |
| 6、“四风”不除,“霸王别姬” |
| (九)治国重在治官———建设“廉洁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官” |
| 2、习近平论“反腐败” |
| 3、监督一把手,抓好身边人员和亲属 |
| 4、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
| 5、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
| 6、破除“官本位”思想 |
| 7、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
| (十)涉险滩勇往直前———建设“改革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力” |
| 2、明确一个真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
| 3、增强一个勇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
| 4、制定一个纲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 5、确立一个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6、坚持一个原则———决不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 |
| 7、突出一个核心———解决“官场”与“市场”的关系 |
| 8、实施一个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9、实现一个飞跃———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特点规律 |
| (十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效益中国” |
| 1、中国梦与“经济梦” |
| 2、“经济梦”为中国梦奠基,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动摇 |
| 3、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 |
| 4、以新型城镇化为引擎,让“三个1亿人”市民化 |
| ①“第一个1亿人”问题———让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
| ②“第二个1亿人”问题———让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得到改造 |
| ③“第三个1亿人”问题———让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城镇化 |
| 5、靠创新驱动发展,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
| 6、“三农”为重中之重,“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 |
| 7、稳中求进、稳中求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
| 8、东西互济,陆海统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十二)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
| 1、中国梦与“生态梦” |
| 2、两座山、三阶段———中国“生态辩证法” |
| 3、树立生态文明四个新理念 |
| ①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
| ②生态文明建设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任务 |
| ③生态文明建设是服务民生、赢得民心的基础工程 |
| ④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 |
| 5、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整体布局 |
| 6、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 |
| 7、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
| 8、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 |
| (十三)为政要在尚贤———建设“人才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才” |
| 2、怎样才是好干部———“看人”五条标准 |
| 3、怎样成长为好干部———“育人”需两靠 |
| 4、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用人”要知人善任 |
| 5、民主推荐、民主测评———“选票”如何有助“选优” |
| 6、干部工作公开———“公开”如何实现“公正” |
| 7、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如何防止片面性 |
| 8、怎样把组织部门建设成为模范部门 |
| (十四)掌握舆论战场主动权———建设“话语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声” |
| 2、经济中心工作不动摇,意识形态不放松 |
| 3、用远大理想牵引现实目标 |
| 4、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
| ①不能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 |
| ②宣传思想工作如何坚持党性 |
| ③宣传思想工作如何坚持人民性 |
| ④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工作 |
| 5、正面宣传主旋律,舆论斗争敢亮剑 |
| ①如何做到正面宣传为主 |
| ②舆论斗争要敢于亮剑 |
| ③网络战场要顶得住、打得赢 |
| ④牢牢占领宣传思想阵地 |
| 6、宣传思想工作如何改革创新 |
| ①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
| ②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 |
| ③研究西方宣传的战略战术 |
| 7、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特色 |
| ①阐释中国特色的宣传,要做到“四个讲清楚”: |
| ②宣传和报道世界,是为了更好发展中国 |
| ③精心做好外宣工作,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
| 8、全党动手,部门负责,形成合力 |
| ①宣传思想部门一定要强起来 |
| ②全党动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
| 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就得斗争 |
| (十五)大兴学习之风———建设“读书中国” |
| 1、中国梦与“中国书” |
| 2、爱读书,把读书作为立身之本、执政之基 |
| ①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
| ②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必然要求 |
| ③领导干部加强读书学习也是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 |
| ④解决好领导干部读书学习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3、读好书,领导干部要读好三个方面的书 |
| 4、善读书,读书的三种境界和三种方法 |
| 5、把握“三大规律”,坚持“三个出发” |
| ①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 |
| ②坚持“三个出发”的方法论 |
| 6、发扬共产党人的“读书传统” |
| 三、习近平领袖魅力的经典元素 |
| (一)不能发财———习近平的“从政观” |
| 1、“不能发财”———共产党人的从政法则 |
| 2、习近平跨入政界之前,为自己制定三大纪律 |
| 3、做官先做人,珍惜在位时 |
| 4、当官发财,就会自己把自己打倒 |
| 5、那些大贪巨贪,最后不就当了一个财物保管员吗 |
| (二)勇于担当———习近平的“使命观” |
| 1、担当精神,就是“守土有责”的使命意识 |
| 2、担当精神,就是奋斗历程中的“接力赛”精神 |
| 3、担当精神,就是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的勇气 |
| 4、习近平对党、国家、军队的担当 |
| 5、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担当 |
| 6、如何解决“只想当官、不想担当”的问题 |
| (三)情系人民———习近平的“人民观” |
| 1、心无百姓莫为“官”,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
| 2、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 |
| 3、各级干部不能眼睛总是向上 |
| 4、树立五种崇高情感 |
| 5、政声人去后,为民长远谋。 |
| (四)坚定信念 ———习近平的“信仰观” |
| 1、共产党人的最大优势是信仰 |
| 2、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得“软骨病” |
| 3、“信念是本,作风是形” |
| 4、增强“三个自信”,保持政治定力 |
| 5、向仁人志士学习,追求高尚人生 |
| (五)登高望远———习近平的“天下观” |
| 1、登泰山而小天下———放眼全局谋大事 |
| 2、观历史潮流———看清“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
| 3、观世界格局———国际体系出现前所未有“大变局” |
| 4、观亚太博弈———经略周边地缘格局 |
| 5、观中国大势———把握“三个前所未有” |
| 6、观政治变局———警惕在不见硝烟的战场吃败仗 |
| (六)继往开来———习近平的“历史观” |
| 1、以史为镜、以史为师、以史为基 |
| 2、5000年中华民族“沧桑史观” |
| 3、500年社会主义“发展史观” |
| 4、170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斗争史观” |
| 5、90年中国共产党“奋斗史观” |
| 6、60年新中国“兴国史观” |
| 7、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伟人史观” |
| (七)底线思维———习近平的“忧患观” |
| 1、“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的涵义 |
| 2、忧国———防止中国民族复兴前程被破坏 |
| 3、忧党———防止党的执政地位被动摇 |
| 4、忧业———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被打断 |
| 5、忧军———如何把我们这支军队继续带好 |
| ①军委主席责任重大,“受命以来,夙夜忧叹” |
| ②坚持“军魂”,绝不能“犯历史性错误” |
| ③缩小同世界强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 |
| ④如果军队在战场上打不赢,那是要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的 |
| ⑤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胜仗 |
| ⑥能打仗、打胜仗首先是对军委的要求 |
| ⑦加强对战争问题的研究和筹划 |
| ⑧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
| ⑨吃鸡蛋和投手榴弹的辩证法 |
| ⑩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 |
| (八)实干兴邦———习近平的“实践观” |
| 1、立根原在实践中,能接地气有定力 |
| 2、调查研究是实践的起点,坚持三个“跑遍” |
| 3、实践重在实干,实践难在落实 |
| 4、发扬“钉钉子”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
| 5、“功成不必在我”,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 |
| (九)敢于亮剑———习近平的“英雄观” |
| 1、反腐肃贪敢于亮剑———在全球“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
| 2、反恐维稳敢于亮剑———坚决打击分裂恐怖势力 |
| 3、军事斗争敢于亮剑———能战方能止战 |
| 4、深化改革敢于亮剑———“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 |
| 5、舆论斗争敢于亮剑———打好宣传思想战线主动仗 |
| 6、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
| (十)以身作则———习近平的“表率观” |
| 1、打铁还需自身硬 |
| 2、对亲朋好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 |
| 3、全军官兵看军委,军委要给全军做表率 |
| 4、最高统帅与基层官兵打成一片 |
| 5、勇于向自身开刀,勇于自我清洗,勇于刮骨疗伤 |
| (十一)逢山开路———习近平的“创新观” |
| 1、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 |
| 2、发展科技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的战略选择 |
| 3、大幅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
| (十二)令行禁止———习近平的“权威观” |
| 1、党的权威重于山———维护党的领导的权威 |
| 2、法制权威高于天———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
| 3、专政权威寒于冬———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威 |
| 4、纪律权威硬如钢———维护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权威 |
| 5、重读恩格斯《论权威》———树立科学的权威观 |
| 6、“中国号”长风破浪———靠权威舵手领航 |
|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获天下好评 |
| (一)比权力更有力的东西是“魅力” |
| (二)习近平领袖魅力是共和国战略软实力 |
| (三)从“扳倒中国”论到“世界领袖”论 |
（8）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问题说明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目的与路径选择 |
| 五、资料的使用 |
| 第一章 1949年以前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流行史 |
| 一、医学界发现和证明血吸虫病的经过 |
| 二、病原与病症 |
| 三、传统医典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省的防治情况 |
| 一、江苏境内的流行状况 |
| 二、江苏当局的血防活动 |
| 第二章 1953年建省之前的血防工作（1949-1953）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一、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第二节 华东当局发现疫情的过程与措施 |
| 一、发现的过程 |
| 二、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江苏三地防治工作的启动 |
| 一、南京市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二、苏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三、苏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开展血防工作的决策与部署 |
| 一、中央核心层发现疫情严重的过程 |
| 二、建立血防工作的领导机制 |
| 三、制定防治工作方针和计划 |
| 四、开展对血吸虫病的研究 |
| 五、解决防治的技术问题 |
| 六、典型经验的推广 |
| 第四章 “一五”时期江苏省的群防群治(1953-1957) |
| 第一节 省当局对中央方针的执行 |
| 一、江苏建省的过程 |
| 二、对华东局血防工作指示的执行 |
| 三、制订1956-1958年的工作计划 |
| 第二节 科研工作的部署与开展 |
| 一、科研机构的成立与工作部署 |
| 二、科研工作的开展 |
| 第三节 血防经费的管理 |
| 一、血防经费的管理规定 |
| 二、经费执行情况的调查 |
| 三、经费管理办法的调整 |
| 四、医疗欠费问题的解决 |
| 第四节 群防群治的展开 |
| 一、治疗 |
| 二、灭螺 |
| 三、管理粪便 |
| 四、水源管理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发动“血防大跃进 |
| 一、提出血防“大跃进”的目标 |
| 二、对各地党委的要求 |
| 三、鼓励各地打破常规 |
| 四、树立“血防跃进”典型 |
| 第六章 江苏省的“血防大跃进”(1958-1960) |
| 第一节 省“血防跃进”的目标 |
| 一、“纲要”颁布后的江苏计划 |
| 二、中央目标提出后的江苏规划 |
| 第二节 推动“血防大跃进”的举措 |
| 一、宣传血防大跃进的必要性 |
| 二、明确各级党委的责任 |
| 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 四、树立医疗跃进典型 |
| 五、推广快速疗法 |
| 六、放宽治疗对象与修改经费管理 |
| 第三节 “血防大跃进”的三个阶段 |
| 一、“空前跃进”阶段 |
| 二、“继续跃进”阶段 |
| 三、“持续进行”阶段 |
| 第四节 成绩分析与遗留问题 |
| 一、成绩分析 |
| 二、遗留问题 |
| 第七章 中共中央的“血防工作调整”方针 |
| 一、血防工作调整的原因 |
| 二、血防工作调整方针的内容 |
| 三、为贯彻调整方针采取的措施 |
| 第八章 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1961-1965) |
| 第一节 总目标的调整 |
| 第二节 初期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1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开展灭螺工作的试点 |
| 三、积极治疗 |
| 四、重抓粪便管理 |
| 第三节 重点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2-1963年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防治队伍 |
| 三、进行防病再教育 |
| 四、组织查螺 |
| 五、把责任落实到生产队 |
| 六、合理解决报酬问题 |
| 七、抓好预防工作 |
| 第四节 后期阶段的调整 |
| 一、1964-1965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领导班子 |
| 三、树立血防战线上的样板 |
| 第五节 血防研究的进展 |
| 一、科研工作的部署 |
| 二、治疗及预防药物 |
| 三、查螺灭螺方法研究 |
| 四、急性感染研究 |
| 第九章 尾声:“文革”期间的江苏血防工作(1966-1976) |
| 第一节 前期防治工作(1966-1967) |
| 第二节 后期血防工作的重启(1970-1976) |
| 结语 |
| 一、中央政府的决策作用 |
| 二、不同时期社会动员的效益 |
| 三、不同阶段医疗福利制度的功能 |
| 四、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一、 腧穴的概念 |
| 二、 腧穴的数目、名称、位置及归经 |
| 三、 腧穴的定取方法 |
| 四、 腧穴的分类 |
| 五、 腧穴的主治病症 |
| 六、 腧穴的刺禁及注意事项 |
| 第二部分 《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学研究 |
| 一、 文字发生学研究 |
| （一）“腧穴”概念的文字发生学研究 |
| （二）腧穴命名的文字发生学研究 |
| 二、 医疗实践的反复观察与验证 |
| （一）古代解剖学基础 |
| （二）生命现象的反复观察 |
| （三）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 |
| 三、 古代科学技术的渗透 |
| （一）天文历法与气象 |
| （二）地理学 |
| （三）数学 |
| （四）冶炼科技 |
| （五）军事 |
| 四、社会人文思想的影响 |
| （一）古代哲学 |
| 1. 阴阳 |
| 2. 五行 |
| 3. 气 |
| 4. 天人相应 |
| （二）社会学 |
| 讨论 |
| 一、 腧穴的发生与发展 |
| 二、 年代考证 |
| 三、 《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形成特点 |
| 四、 《黄帝内经》腧穴研究的启示 |
| 结论 |
| 附录1 《黄帝内经》命名腧穴一览表 |
| 附录2 《黄帝内经》“部位穴”一览表 |
| 附录3 《黄帝内经》腧穴主治病症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10）三七活血方联合低分子肝素钙对骨科下肢大手术后D-二聚体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临床资料 |
| 2 研究内容 |
| 3 结果 |
| 3.1 术后治疗 |
| 3.2 术后表现 |
| 3.3 数据分析 |
| 4 结论 |
| 5 讨论 |
| 5.1 深静脉血栓形成机制 |
| 5.2 深静脉血栓的危害 |
| 5.3 深静脉血栓的预防 |
| 5.4 D-二聚体研究 |
| 5.5 肢体肿胀的研究 |
| 5.6 药方分析 |
| 5.7 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缩略语表 |
| 附录二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三 致谢 |
| 附录四 个人简介 |
四、千年中西医百项大成就（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研究[D]. 殷宇冰.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21(12)
- [2]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D]. 武端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清代中医解剖学文献研究[D]. 闫敏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9(07)
- [4]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D]. 王秀强.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5]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D]. 胡永干. 武汉大学, 2017(06)
- [6]中国艾文化遗产研究[D]. 孙建. 南京农业大学, 2016(01)
- [7]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J]. 刘明福,王忠远. 决策与信息, 2014(Z1)
- [8]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D]. 施亚利. 南京大学, 2013(05)
- [9]《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发生学研究[D]. 苏妆.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3(05)
- [10]三七活血方联合低分子肝素钙对骨科下肢大手术后D-二聚体的影响[D]. 邹庆超. 贵阳中医学院,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