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岸经济成长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望晓东[1](2018)在《广东农地非农化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引起了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需求,而农地非农化是当前建设用地来源的主要途径,提高稀缺的农地资源向非农转化的效率是现阶段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问题。本文研究农地非农化效率问题,需要详细回答三个层次的问题:“什么是农地非农化效率”、“广东及省内各地级市的农地非农化状况如何、效率水平是怎样的”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本文正是受这三个层次问题的驱动,开展一系列理论和实证分析。以广东作为研究区域、以农地非农化效率问题为研究主题,在相关理论基础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向距离函数和Malmquist指数,基于非期望产出,测度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趋势,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机制、方向与大小,从而为改善广东农地非农化绩效、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启示。首先,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党和国家政策重点关注的资源环境问题、土地资源管理领域面临着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不高、耕地资源存量迅速减少、土地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的态势,阐述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的背景和重要意义,并进一步阐述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主要研究内容。然后,界定农地非农化、效率、农地非农化效率、非期望产出等核心概念,明确本文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分析农地非农化效率具有间接性、增量性、滞后性等特征。并在文献梳理基础上,进一步阐述研究主题所依据的经典理论,包括生产要素理论、土地集约利用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等,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接着,基于广东省及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对广东农地非农化的规模、发展速度、用途结构及发展特点、变化历程进行描述性分析。对全省农地非农化的引致需求压力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得出:广东农地非农化与二三产业发展有相互推动关系,且存在1阶的滞后效应,但城市化水平与农地非农化活动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从生态环境保护、耕地资源速减威胁粮食安全等方面分析农地非农化的外在压力及其表现。然后,通过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非径向DEA测度方法、考虑非期望产出,以统计数据为基础,以农地非农化数量、农地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为投入项,以农地非农化引起的二三产业GDP增量、CO2排放量为产出项,测度广东省21个地级市农地非农化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反映效率动态变化的Malmquist指数,研究得出:珠三角仍然是效率相对较高的区域,除深圳、广州两个效率值最高的市之外,珠三角其他市差异较大,佛山、东莞、中山的效率值较高,而其他市则相对较低;非珠三角地区的效率值普遍较低。在纳入非期望产出之后,各地级市效率值都有所下降,粤东、粤西的效率值有较大幅度下降,珠三角各市的效率值下降幅度不大。珠三角和粤西部分市的农地非农化投入冗余较多,而粤北和粤东部分市的效率损失主要原因在于产出不足。从效率动态变化来看,大部分市不同年份的效率水平存在着上下波动趋势,而深圳、韶关、河源、梅州、清远等市的效率值大体上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在测度效率之后,对影响效率的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建立受限Tobit模型,以农地非农化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一系列投入类因素、产出类因素、环境因素、制度因素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得:农地非农化效率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程度、人口密度、土地比较收益、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制度变化等因素有一定相关关系,而与人均GDP、人口城市化率的相关关系并不显着。除了人均耕地面积之外,其他因素均为正相关关系。最后是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研究得出,地区间的农地非农化效率差异较大、非期望产出对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较大、农地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导致部分地区的效率值较低、城市化水平提高并不一定提升效率值、土地制度因素对效率的影响较为显着。并提出在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的管控措施、实施全流程的效率考核、建立科学的建设用地准入机制、建立农地保护的全面补偿机制、完善土地市场出让制度等政策建议。
徐艳[2](2013)在《陕西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的陕西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引下,经济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工业化水平逐渐提高,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建设用地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使得大量农用地尤其是耕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耕地非农化的需求增加,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的进程问题关系到未来陕西的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土地资源管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在此背景下,研究陕西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演变和互动关系,特别是经济转型期的产业结构等变量对耕地非农化需求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步相对较晚的西部省市,在新时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采用何种方略有效协调、控制耕地非农化与建设用地关系,为耕地资源的合理转化与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对于制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耕地非农化概念和实质入手,围绕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互动关系这个中心,以耕地非农化(稀缺性理论、机会成本理论、供求均衡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古典、现代、新古典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理论为基础,采用定性描述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等定量方法来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是对陕西省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土地概况和耕地非农化总体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比较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其次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MC)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长期、短期及因果关系三个方面分析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再次是从经济增长对耕地非农化的需求和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两方面来展开二者的互动关系:以GDP、产业结构、投资与消费水平、财政收支、城乡居民收入和耕地非农面积指标为基础验证耕地的库兹涅茨曲线方程来分析需求;以资本、劳动力、土地与GDP等指标为基础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测算贡献率;最后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加强耕地非农调控力度,正确协调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关系等对策,为陕西经济的持续长远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陕西省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耕地非农化呈现波动性。高效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巨额的增长量带动着全省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但在此期间耕地非农面积却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实施的生态退耕计划。(2)陕西省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与耕地非农化在长期和短期两方面存在不同的动态效应。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耕地非农面积的需求;短期内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影响相对较小。(3)陕西省经济总量对耕地非农面积的需求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趋势,大致符合耕地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经济结构中的不同要素对耕地非农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4)在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中,资本贡献最大,劳动力占一定份额,耕地非农面积的贡献呈现递增趋势。全生产要素增长率较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定的波动性。
何仁伟[3](2012)在《中国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研究》文中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农地非农化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得农地非农化过程收益分配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重点从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收益增值机理、农地非农化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理论依据、农地非农化土地收益分配存在的问题3个方面对该领域已有的研究进行了分类阐述,并总结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农业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的研究趋向为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理论研究、在耕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及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与城乡统筹。
梅卫威[4](2012)在《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变化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农地非农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因为存在土地资源利用的外部性,政府的宏观调控显得非常重要,然而,政府要想有效、合理的调控农地非农化,就必须对农地非农化的效率及其规律有一个客观、全面、系统的把握。本文在研究我国农地非农化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DEA和Malmquist TFP指数模型测度我国省域以及三大地区的农地非农化效率,并对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和变化进行测算和分析,揭示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的规律,进而对合理调控我国农地非农化现状,为提高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提出政策建议,促进我国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1999年-2008年,我国农地非农化的平均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水平一般,只有少数省份达到了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最优。三大地区层面1999年-2008年的综合效率总体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状况。三大区域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空间差距呈现明显缩小趋势。②相对于1999年,2008年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有所提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其中这一时期综合效率的改善是依靠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明显降低,主要原因是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技术退步所致。③在三大区域层面上,1999年-2008年,三大地区的综合效率都呈现上升趋势,且综合效率的提升是西部>中部>东部,西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提升最为明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现象一样,实质却有着很大的区别。东部地区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的提升;中部和西部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是由于各自纯技术效率的提升。这一时期各区域技术下降明显,其中东部技术下降最为明显,三大区域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技术的明显下降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全国合理调控农地非农化提出政策建议:①现阶段我国农地非农化存在资源要素利用不够充分的现象,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可以适当减少资源的投入量,同时加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能力,特别是要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②我国当前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无容置疑的,但是当前农地非农化产出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资源的投入,属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我们应当提高这个过程中的技术水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因此,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我们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如科学的产品规划、合理的土地利用和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组织管理的能力等。
胡翯[5](2012)在《重庆市工业化阶段农地非农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分析比较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选用钱纳里标准结构划分重庆市经济增长过程,重点把握重庆市工业化农地非农化的特征,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重庆市经济增长阶段。在回顾重庆市经济发展历程及比较分析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主要依据钱纳里划分标准,划分重庆市的经济发展阶段,并确定研究阶段。2、土地利用结构及变化。土地利用现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并受当地的自然资源与条件的约束。在阐述重庆市土地利用结构现状的基础上,分析2004-2008年重庆市土地数量变化,揭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规律及土地用途变化的影响因素,从而总体上把握重庆市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的基本特征。3、重庆市工业化阶段农地非农化的特征及驱动力研究。首先,分析重庆市工业化阶段的农用地、耕地及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特征,依据EKC理论,分析重庆市建设占用农地、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关系;其次,通过对重庆市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截面数据的相关分析,主要从供给驱动与需求驱动两方面分析农地非农化的驱动力,找出农地非农化的原因及其规律。4、重庆市工业化阶段农地非农化评价。首先,用地均GDP产出测算重庆市农用地效益、建设用地效益;其次,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别测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及建设用地增量对二三产业GDP增长的贡献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l、本文主要借鉴钱纳里的标准结构,从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回顾1998-2010年重庆市经济发展过程,并将其划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3年,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第二阶段,2004-2010年,工业化阶段,并确定工业化阶段为研究阶段。观察2010年重庆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现:现阶段重庆市经济非农化水平高于人口非农化水平,农业仍是低效产业部门,说明相对于就业结构升级,重庆市产业结构优化具有超前性;相对于城市化水平,重庆市工业化程度更高。这与工业化过程的一般规律相符。相关研究表明,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方向应趋于一致。因此,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就业结构亦会相应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未来重庆市农地非农化会产生一定的推拉作用。本研究在线性回归与对数拟合的基础上,根据2003-2010年重庆市批准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城镇化水平等数据对重庆市到2015年的农地非农化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15年,重庆市建设占用农地面积累计值为48.57万公顷。2、在工业化阶段,重庆市农业用地减少2.36万公顷,建设用地增加3.42万公顷,二者数量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与一般意义上的农地非农化特征相符合;分析重庆市工业化阶段的耕地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粮食作物面积的变化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重庆市耕地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粮食作物面积持续减少,以满足发展建设的需要。依据EKC理论,对2003-2010年重庆市产业结构变动与农地消耗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产业结构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庆市农地非农化具有一定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本研究定性分析重庆市农地非农化的供给驱动,发现其主要包括权利驱动和经济驱动;同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主要需求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与重庆市农地非农化关联程度最大的因子为:总人口(0.7186)、城市化水平(0.6970)、GDP总量(0.6166)。3、重庆市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的用地效益均有所增加,但二者的差距不仅在持续加大,且在短期内仍将保持继续扩大的趋势。重庆市建设用地增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二三产业产值增加0.064个百分点,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因此,建议重庆市应正确估计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谨慎选择农地非农化政策。农地非农化对重庆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生态环境的没有负面影响。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按照经济增长与农地非农化的规律特征,合理推进农地非农化;(2)适量选择低效农地用于非农建设;(3)农地非农化政策应与产业政策相协调;(4)充分发挥土地利用规划的作用,旨在切实保护农地资源、维护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重庆市经济快速增长。
许德林[6](2011)在《农地非农化调控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文中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必经阶段,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时期,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均发生着深刻变化,土地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不断有农用地和耕地改变用途,成为承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建设用地,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一轮经济景气周期,更是使得农地非农化处于一个高速推进的阶段。按照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设计,土地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目的在于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以计划经济思维管理土地的模式尚未完全转变,土地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手段均在不断的完善和推进过程中。在有限的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空间内,如何处理好必需的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与农地保护关系,如何优化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成为摆在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难题。土地市场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是政府在追求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举措。然而,单纯地依靠土地市场是否能够解决农地非农化乃至整个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都是市场与政府在土地利用和管理上的取舍和结合问题。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地非农化调控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机制及其结合,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正是基于以上情况,在理论上对农地非农化问题、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及其结合作了有益的探讨,并对青岛市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以来的农地非农化过程的特征与规律、市场机制效力的发挥以及政府管制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首先简要地介绍了问题提出的背景、主要研究内容、主要数据来源,接下来构建了农地非农化问题、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及其结合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研究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然后对国内外有关农地非农化的研究动态进行了综述,并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评述。文章主体部分首先从程序失范、数量失范、价格失范和收益分配失范四个方面对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上述问题可能造成农地非农化调控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的双重失灵。由此,一方面从价格机制、供需机制、市场失灵和收益分配四个方面对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单纯市场机制和我国当前体制下农地非农化调控市场失灵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从管制目标、管制工具、管制失灵和管制优化四个方面对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进行了研究,指出了我国当前体制下农地非农化调控政府管制失灵的必然性,并就加强和改进政府管制提出了优化措施。在对农地非农化调控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分别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管制经济学理论对农地非农化调控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结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理论框架改良方向;并就现势条件下通过设立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允许省域范围内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易地补划基本农田和易地补充耕地交易市场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进行了探讨,最后对青岛市农地非农化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花样繁多的问题,主要是:以未批先用、非法批地、以租代征、滥用征地权、土地违法处罚不到位等代表的程序失范问题,以数小图大、批少用多、拆分报件为特征的数量失范问题,以压低征地补偿标准、低价出让国有土地、违规减免相关税费为形式的价格失范问题,严重危害农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严重侵害农民合理利益、导致国有土地资产严重流失、加快农地过度非农化,并导致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的双重失灵。(2)现实制度供给下的农地非农化价格形成机制和驱动机制,决定了单纯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发挥对新增建设用地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必然导致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失灵。研究表明,在我国现有土地管理体制下,无论是农地非农化的农转用征收环节和还是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环节,农地非农化价格多数是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标准制定的,仅有招拍挂出让价格可视为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没有形成正常的价格决定机制。通过对农地非农化供给和需求驱动因素的分析,认为农地非农化的需求驱动主要是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推进引起的,农地非农化的供给主要是由经济供给驱动和政绩供给驱动引起的。通过对农地非农化市场失灵的研究,认为无论是在单纯市场机制作用下,还是在现实制度供给的土地市场下,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都存在失灵的可能,这种市场失灵的后果将导致农地的过度非农化。通过对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的研究,认为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朝向各级政府和土地使用者转移,农村集体和农民所占分配呈下降趋势。(3)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理论上可以弥补单纯市场机制的不足,但是政府管制目标的异化可能助推农地过度非农化进程。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的主要工具是价格管制和规划管制,分别对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土地供应方式、相关费用、数量规模、地类结构和空间布局进行管制,从而农地非农化进程控制在既定的规模和空间内。但在现实情况下,地方政府在推进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为提高用地批准速度、增加农转用面积、压低补偿标准和出让标准,往往集体发生诸多失范行为,导致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失灵。政府管制失灵的直接原因是法律上先天不足、管理上体制不顺,根本原因是分税制改革以来的逐步形成的中央、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等。就加强和改进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而言,需要从价格管制、规划管制、计划管制和政府管制四个方面进行优化。(4)在当前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下,单纯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均不能解决农地非农化调控问题,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应有作用。就管制经济学而言,存在二者结合的理论基础,对农地非农化调控理论具有改良意义。在现势条件下,有必要设立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在不改变现有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前提下,引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易地补划基本农田和易地补充耕地交易市场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市场,既确保省域范围内建设用地总量、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有量的政府管制目标的实现,又通过市场机制重新跨区分配用地空间和用地指标,走出传统土地用途管制必然面临的“平等与效率”的两难,使得不同地区在农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可以找到各自的平衡点。(5)通过对青岛市农地非农化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具有显着的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从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和农转用审批数据可以看出,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实施以来,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呈现明显的先缓慢启动、后加速上升然后逐步回落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对土地要素的需求变化。在地域空间上,市区农地非农化总量约占县级市总量的一半,但市区比重逐年提高,县级市比重逐年下降。尤其是2006年以来,中心城区所占比重快速提高,县级市所占比重回落明显,市区及中心城区农地非农化呈现急剧加速状态。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知,1997-2006年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具有典型的EKC特征,三产/二产比在2001年达到峰值后逐渐回落,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尽管2007-2008年不再具备以上特征,但农地非农化和产业结构均朝着土地利用更加集约、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的方向发展。②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已经超越经济增长对土地要素的需求,已经出现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倾向。通过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知,建设用地增量对经济二三产业增加值贡献率远低于固定资产投入量。青岛作为山东半岛中心城市,2008年城市GDP排名第9位,在前9名中仅低于长三角城市的上海、苏州和无锡,但其农地非农化弹性系数仅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的平均水平。因此,应该正确估算和评价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夸大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慎重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合理把握农地非农化的规模与节奏,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通过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可知,影响青岛市1997-2008年农地非农化的因素依次是固定资产投资、GDP总量、城镇化水平和总人口,这与这些指标的年均增长率排序一致。但应该注意到两点:一是上述主要指标与当年建设用地增加关联度普遍不高,最高的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也仅0.6133,可初步认为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可能已经脱离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拉动轨迹;二是上述主要指标之间差距普遍较小,极差仅0.0718,可初步认为青岛市农地非农化是上述因素相互、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主导性不明显。现实存在的大量批而未供和供而未用土地以及相对较低的集约用地水平也证实了这一点。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能对青岛市农地非农化过程起到应有管制作用。从青岛市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来看,主要规划控制约束指标均被远远突破,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空间布局上,都未能对农地非农化形成有效的约束和制约,导致以计划代规划现象较为普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较为频繁。除少量市域外易地代保外,基本农田数量虽未减少,但位置调整较大,基本农田质量总体有所下降。此外,青岛市第二轮土地规划实施期间,市级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存度逐年上升;第三轮规划修编过程中发生了面积和金额较大的市域内农地发展权交易;多目标规划预测显示青岛市第三轮土地规划实施难度巨大。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文章为我国、青岛市以及同等类型城市加强和改进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包括:设立并确认农地发展权,做到管制与市场有机结合;促进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发挥价格机制基础性作用;建立征地补偿长效机制,合理分配农地非农化收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政绩考核与评价体系;深入推进分税制改革,破除地方土地财政依赖;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内涵,规范地方政府行使征地权;强化规划计划约束机制,严控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减少对新增用地刚性需求。
王荧[7](2011)在《我国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研究》文中指出农地非农化的实质是农地资源在各产业间的再分配,是农地资源在非农建设利用和农业利用两种用途之间竞争配置的过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农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农地非农化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土地和资金保障,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农地非农化也存在明显的负作用,造成农地资源的低效配置,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然而,我国农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并不乐观,同时,不断增加的人口要求我们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因此,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两难境地。这就对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便是本论文研究的初衷。那么,理论上,该如何才能实现农地非农化的最优配置效率?现实中,我国农地非农化的现状又是如何,是否实现了最优配置效率?如果没有的话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未来又应该如何去实现这样的最优配置效率?本论文遵循着这样的逻辑,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农地价值理论、环境经济学理论等为基础,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我国农地非农化实际出发,深入剖析了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的现状、问题和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构思出了提升我国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的整体思路。
李佳[8](2010)在《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研究》文中认为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由于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着土地利用的外部性,因此,政府的调控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政府在进行农地非农化调控时,对农地非农化的规律,以及农地非农化的地区差异等相关问题没有客观和系统的把握,尤其是进行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时,在土地资源配置阶段缺乏可靠的分析和科学的依据。本文以陕西省为例,首先对陕西省农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测算出陕西省及其三个地区关中、陕北和陕南和所辖的11个城市(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其贡献率的差异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引起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差异的影响因素,找出影响农地非农化贡献率地区差异的主导因素,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为政府调控农地非农化、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言。简要的介绍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回顾国内外有关农地非农化问题的研究动态,并提出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最后指出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是农地非农化的概述。在对与农地非农化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给出农地非农化的定义,并对农地非农化的实质、基本途径和度量方法进行阐述,为后面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是陕西省农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概况。介绍陕西省及其三个地区关中、陕南和陕北经济增长的概况,并对其农地非农化状况进行描述,以此为基础,对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测算和分析。第四章是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通过对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后,选择C-D生产函数测算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五章是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分析。首先测算农地非农化对陕西省的三个地区即关中、陕南和陕北及所辖的11个城市(区)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后分析贡献率的差异情况,最后根据陕西省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分析农地非农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贡献差异的影响因素。第六章是结论和对策建议。根据以上的分析总结出本文的结论,并提出合理调控陕西省农地非农化、提高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促进陕西省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李效顺[9](2010)在《基于耕地资源损失视角的建设用地增量配置研究 ——转型期中国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经济转型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着人口增加、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规模迅速膨胀,致使自然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损失不断加速。统计结果显示,1978-1989年,年均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为15.81万hm2;1990-1999年,年均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为16.81万hm2;2000-2007年,年均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为21.30万hm2。耕地资源的加速占用势必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尤其在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后,引起了全球对中国粮食安全及其土地利用问题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环保问题也不容乐观,相关研究认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年均9.80%的GDP增长中约有4-6个百分点是资源和环境成本,包括自然资源耗减、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即中国经济增长有2/3是靠生态透支实现的。由此判断,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选择“困境”:“是需要将更多的耕地资源转变为建设用地,来保障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是限制其向建设用地的转变,来保护人们最基本的生命线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将研究焦点集中在中国土地资源管理和配置上,发现三大现实问题:其一,“吃饭”问题;在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下,中国耕地资源的损失相当惊人,势必威胁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其二,“建设”问题;中国建设用地配置的行政色彩浓厚,政策或规划起主导作用,如1997年农用地转用审批冻结政策,直接支配建设用地增量的配置;另外,当前中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是一种自上而下行政性的指标层层硬性分解过程,缺乏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没能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也就是说,土地边际贡献水平高的地区未能配置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导致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的低下。其三,“生态”问题;建设用地增量的配置没能与区域耕地资源的禀赋、比较优势及其损失相挂钩,过度的建设占用必将威胁区域的生态安全;同时,按照经济学原理判断,供给短缺或过量的需求很难达到市场有效均衡,也就是说,不考虑建设用地的供给或来源(耕地等其它资源的损失),单纯的增量需求或配置是无意义的。由此推断,如何协调“吃饭”、“建设”和“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是未来中国日益凸显的“困境”。鉴于此,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①在客观面对选择“困境”的基础上,基于多学科交叉思想,构建耕地资源损失与建设用地增量配置分析的理论框架,为资源优化配置、公共政策研究提供新的路径。②在明确配置目标的基础上,基于耕地代价性损失和过度性损失(I、II)理论划分,首次计量耕地保护的理想、适度、消极三大目标和建设用地增量的理想、适度、消极三种配置,进而探索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公共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提供定量参考和现实依据。③在正确选择现实路径的基础上,基于地价空间均衡视角,开拓性地提出并计量我国城市扩张的理想、适度和极限边界,为建设用地增量的微观配置提供空间参考系。为了实现以上研究目标,本文以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选择“困境”为起点,以建设用地增量配置为主线,以耕地保护和理性目标选择为前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重点优化建设用地增量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配置。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共计8章,即问题提出和文献回顾(第1、2章)、数量辨析与配置前提(第3章)、配置目标与现实路径(第4、5、6、7章)和全文总结(第8章)四个部分。论文第一部分是建设用地增量配置研究的起点:分析框架。该部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重点构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包括研究问题提出、基本概念界定、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数据来源及技术路线等,进而明确我国建设用地增量配置研究的基点:耕地保护,重点:目标路径,归宿:政策创新等研究内容。论文第二部分是建设用地增量配置研究的基点:耕地保护。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共同制约和决定中国建设用地增量配置有个重要基点和前提:耕地保护。因此,本部分在辨析中国耕地资源数量的基础上,把握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化(损失)规律,进而测算理性的耕地保护目标。结果表明:在国家暂缓生态退耕前提下,2020年全国耕地资源至少保有1.21×108 hm2(18.10亿亩),并将此规模和不同省、市2020年适度保护目标(见表3-7)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建设用地增量时空配置的定量前提和理性约束。论文第三部分是建设用地增量配置研究的重点:目标路径。在前三章分析判断的基础上,首先分析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展机制;然后,从理论上界定建设用地增量时空配置与可持续利用的关系及实现最优配置的判断标准;最后,在剖析实现最优配置可能性的基础上,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优化建设用地增量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配置:在建设用地增量宏观配置研究层面主要讨论政府的作用。即在不突破建设用地增量配置基点和前提(耕地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促使土地资源配置不断接近最优状态。因此,该部分在辨析中国建设用地规模的基础上,试图转变常规的研究思路,分别从耕地损失和经济增长需求不同视角,通过构建反演和边际模型,推断不同时空的建设用地增量和极限。短期上看,中国2010年和2020年建设用地增量的理性配置规模分别为3.25×105 hm2和3.60×105 hm2,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应超过3.37×107 hm2和3.71×107 hm2,而全国不同省(市、区)建设用地增量的时空配置理性规模应依据适度配置数量进行配置(见表5-5)。长期看,中国建设用地长期增长极限平均年份为2047年左右,不同省(市)建设用地增长极限特征不论时间纵向还是空间横向比较,大致沿东南—西北线依次分级;东部地区较早达到建设用地的增长极限,其中上海和江苏等11个省(市)早于全国平均时点,吉林和四川等其余晚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建设用地增量中观配置研究层面主要讨论市场的作用。该部分试图引入一种市场机制,考察初始增量交易的可能性。结果表明,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较小的前提假设下,在中观层面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建设用地增量进行交易,的确能够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土地利用总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实践调研发现,74.24%的人员对现行指标交易基本认可,而新一轮指标交易意愿调研发现,92.27%的人员表示耕地(含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含新增占用耕地)都需要异地交易或调剂,不过指标交易在区域性、类型或性质、规模和价格等方面差异较大,并且理论向现实的转变面临较多障碍;而土地政策调整对保护型(耕地和基本农田)指标交易意愿变化具有显着影响,而对发展型(建设用地及其增量)指标交易意愿的影响相对较小,说明建设用地增量跨区调剂或交易的意愿稳定。在建设用地增量微观配置研究层面主要讨论管制的作用。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部分试图探索土地用途管制在增量配置中的作用,即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建设用地增量在城市扩展过程中的空间配置问题。因此,本章首先在辨析中国城市空间扩张态势的基础上,比较国内外不同的扩张机制,进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两个重要理论命题;然后,以南京市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将实证结果与城市规划控制范围进行比较,明确建设用地增量投放重点区域和城市拓展方向。结果表明,南京市现阶段不应该将大量建设用地增量指标和建设资金投入到跨江(江北)发展上,指标配置重点应该集中在江南南部的江宁、西南部的雨花台和东北部的栖霞。理性视角选择,现阶段南京市江南地区城市扩展规模不应超过5.82×104 hm2,与城市规划划定的控制范围规模5.81×104 hm2基本一致,而理性的空间扩展范围界定在适度边界上(图7-11黄色边界线)较为科学合理。第四部分是建设用地增量配置研究的归宿:政策创新。即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该部分在总结主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1)在经济转型阶段,中国建设用地增量配置首先应该发挥政府的宏观主导功能,注重土地资源配置公平;(2)同时应该健全市场的中观调节机制,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3)并要强化空间的微观调控作用,引导建设用地增量理性配置,最终实现土地资源持续利用和社会健康发展。本论文主要的创新就在于基于多学科交叉思想,系统构建了耕地资源损失与建设用地增量配置分析的理论框架,在宏观层面上首次计量了中国建设用地增量配置和耕地保护的理想、适度和消极目标,为资源优化配置、公共政策研究提供新的路径,这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在微观层面上初次定量表达了城市扩张的理想、适度和极限边界,并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度边界管控城市蔓延策略,是实践上的另一个创新。另外,各个层次上的研究能够将国际上主流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建设用地配置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既促进了中国建设用地增量配置和耕地保护问题研究的创新,也能够为现阶段政府决策提供有战略价值的政策建议,进而使得本论文的研究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关注。
金晶[10](2008)在《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均进入快速推进时期,经济增长、城市扩张和工业聚集所处的特定阶段,都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地特别是耕地的非农化合理占用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损失不可避免,但只要是保证资源利用在“代价性损失”的范围内就是合理的利用.这也提供了协调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有效途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以期改善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的“两难”困境,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那么,适合农地非农化现状的、符合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公共政策体系该如何?应当建立怎样一种公共政策的运行模式,才能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实现对农地非农化的优化调控.本文以资源配置与公共政策的基础理论回顾为楔子,剖析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一般作用机理和分析范式,并结合中国农地非农化过程的特点和问题,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以此框架为基点,探求不同政策发展阶段,政策变量演化沿革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各类政策的运行机理和缺陷进行重点分析;运用农地非农化的驱动力模型,采用全国1986年~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阶段性绩效进行评价,进而深刻把握政策沿革演化对农地非农化影响的一般规律,为改进现行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体系提供理论依据.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体系的建立,应根据特定国家(区域)的农地非农化问题,有针对性的选取适宜的政策工具,进而建立合理的政策类型框架.中国农地非农化过程有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同的特点和问题。因而政策类型框架的构建也应反映自身特点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本文提出采用公共规制政策的类型框架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以市场型规制政策解决市场主体行为的外部性问题,以政府型规制政策解决政府行为的外部性问题,综合运用各种规制工具,实现农地非农化的最优外部性解。这一研究框架的建立对有效解决中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正确评判现行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体系,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意义.第二,农地非农化政策工具的选择应适应政策环境阶段性变化的要求.通过对1949年~2007年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梳理以及阶段性特征的分析表明:①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阶段性特征显着,且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农地非农化特点的阶段性变化紧密相关,但政策整体框架的协调性有待改善.从政策发展的整体脉络而言,中国政府一直较为重视市场型规制政策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的政策演化特征分析,市场型规制政策逐步经历了“确立→规范→强化→改良”的变迁历程,政策体系相对成熟.其中,又以行政性规制政策的强度和力度最为显着,社会性规制政策次之,而经济性规制政策的力量较弱.与之相对,政府型规制政策的建设相对薄弱,自2000年后才受到重视并逐步得到拓展.由此推断,未来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改革,应增加经济性规制政策在市场型规制政策中的份额,同时加强政府型规制政策的自身建设,促进政策体系的协调、稳定和健康发展.②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在控制农地非农转用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政策整体框架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农地非农化状况变化的能力方面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政策本身的内在缺陷导致的问题,即市场型规制政策的缺陷导致的政策问题,如:政策的择定扭曲与持续性偏差、利益的产生与政策的适应性变化、政策实际供给的滞后性与短期化倾向;二是由于政策的外生变量导致的问题,即政府型规制政策的缺陷引发的问题,如:政策的双重目标模式与协调的困境、政策执行的悖论的问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正象同样具有双螺旋结构的遗传基因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功能一样,单一方案的解决往往只能起到扬汤止沸的功效.因而对政策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对两大类型政策问题的整合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恰当可行的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改良和完善的思路.第三,农地非农化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应适应特定时段政策环境的特殊性要求.政策环境的特殊性会产生相应的政策工具的偏好,而政策类型框架的调整必须具备对政策环境的政策工具选择偏好变化的灵敏度,否则政策工具的选择将不能适应政策环境变化的特殊性要求,进而导致政策整体效力的下滑.通过对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型规制政策和政府型规制政策的内涵特点、运行机理和实施状况的分析表明:①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市场型规制政策在控制农地非农化趋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就政策本身近阶段发展变化的态势而言,市场型规制政策的各类政策在适应新问题、新变化的能力方面显着滞后,政策的类型、标准和量罚措施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现时段政策环境对政策调控的要求。基于此,市场规制政策的改革应逐步削弱行政性规制在市场规制政策中的份额,调整社会性规制的政策导向,加强经济性规制的作用范畴,推进中国农地非农化配置的市场型规制政策从以行政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为主导的政策体系逐步向以经济性规制政策为主导的政策体系过渡.②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政府型规制政策在控制农地非农化趋势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就政策本身近阶段发展变化的态势而言,其对于应付日益复杂的农地非农化政府行为的能力略显不足,基于此,政府型规制政策的改良应加强激励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围,推进放松规制政策的探索与实践,建立激励规制与放松规制并举的中国农地非农化政府型规制政策体系.第四,通过研究不同时段(1986~2006)政策演化与农地非农化数量之间的关系,评估典型政策的政策绩效,得到如下结论: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在控制农地非农化数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以社会性规制政策为例,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政策强度每提高1%,农地非农化数量将减少4.851%.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地非农化状况的变化,政策效力有所下滑,政策的作用导向和实施策略亟待调整.综上所述,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为控制农地非农转用趋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政策目前的发展状况和态势而言,政策的整体框架在满足政策环境的阶段性特征和政策环境的特殊性要求方面明显不足.因而本文提出从施政理念、政策工具的协调性和政策工具的适应性三个方面进行调试和调整,进而促进政策整体效力的发挥,实现公共政策对农地非农化的有效调控。
二、两岸经济成长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两岸经济成长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广东农地非农化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本研究结构、内容及可能创新点 |
1.3.1 研究结构与内容 |
1.3.2 研究可能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
2.1.1 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效率的研究进展 |
2.1.2 农地非农化的技术效率的研究进展 |
2.1.3 农地非农化的治理效率的研究进展 |
2.1.4 相关研究的总结和评述 |
2.2 农地非农化效率测度:理论基础 |
2.2.1 生产要素理论 |
2.2.2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 |
2.2.3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 |
3 相关概念界定与分析线索梳理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农地非农化及相关概念界定 |
3.1.2 效率及农地非农化效率的概念界定 |
3.1.3 非期望产出的概念界定 |
3.2 分析线索梳理 |
3.2.1 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线索 |
3.2.2 农地非农化效率的“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线索 |
3.3 小结 |
4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压力分析 |
4.1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的发展现状分析 |
4.1.1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的现状 |
4.1.2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特征分析 |
4.1.3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的变化历程 |
4.1.4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效率问题的具体表现 |
4.2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面临的压力分析 |
4.2.1 经济增长、城市化等引致需求对农地非农化的压力分析 |
4.2.2 生态环境恶化与环境保护对效率提升的压力分析 |
4.2.3 耕地资源速减与粮食安全对效率提升的压力分析 |
4.3 小结 |
5 广东农地非农化效率实证测度 |
5.1 投入产出项的设定 |
5.2 基本研究方法选择 |
5.2.1 构造方向性距离函数 |
5.2.2 非径向DEA线性规划法 |
5.2.3 效率损失分解方法 |
5.2.4 Malmquist指数计算与分解方法 |
5.3 研究思路与研究假设 |
5.3.1 研究思路 |
5.3.2 研究假设与测算模型 |
5.4 效率测度指标计算说明与数据来源 |
5.4.1 一般指标的数据来源 |
5.4.2 农地的生态服务价值测算 |
5.4.3 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的测算过程 |
5.4.4 CO2排放量的测算过程 |
5.5 未纳入非期望产出的效率测算及效率损失分析 |
5.5.1 未纳入非期望产出的农地非农化效率测算及分析 |
5.5.2 农地非农化数量投入冗余分析 |
5.5.3 农地生态服务价值投入冗余分析 |
5.6 基于非期望产出和SBM模型的效率测算及效率损失分析 |
5.6.1 纳入非期望产出时的农地非农化效率值分析 |
5.6.2 农地非农化数量投入冗余分析 |
5.6.3 农地生态价值投入冗余分析 |
5.6.4 农地非农化的产出不足分析 |
5.7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指数测算及分析 |
5.8 小结 |
6 广东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6.1 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6.1.1 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的投入因素分析 |
6.1.2 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的产出因素分析 |
6.1.3 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环境因素分析 |
6.1.4 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的制度因素分析 |
6.2 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6.2.1 实证分析基本思路、变量选择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 |
6.2.2 基本模型构建 |
6.2.3 数据来源说明 |
6.2.4 计量经济检验 |
6.2.5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6.3 小结 |
7 结论与讨论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7.1.1 地区之间农地非农化效率差异较大 |
7.1.2 非期望产出对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较大 |
7.1.3 农地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导致部分地区的效率水平较低 |
7.1.4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农地非农化效率提升 |
7.1.5 土地制度因素对农地非农化效率有显着影响 |
7.2 相关政策建议 |
7.2.1 在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的农地非农化管控措施 |
7.2.2 从全流程角度强化对农地非农化管理的效率考核 |
7.2.3 健全科学合理的建设用地准入机制 |
7.2.4 建立农地保护的全面补偿机制 |
7.2.5 完善土地出让市场相关制度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7.3.1 研究不足 |
7.3.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学位论文相关成果(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
附录B 第五章计量经济分析部分的统计检验结果和回归结果 |
(2)陕西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论文可能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耕地非农化理论 |
2.1.1 耕地非农化的实质 |
2.1.2 稀缺性理论 |
2.1.3 机会成本理论 |
2.1.4 供求均衡理论 |
2.1.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 经济增长理论 |
2.2.1 经济增长概念 |
2.2.2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2.2.3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 |
2.2.4 索洛经济增长理论 |
2.2.5 新经济增长理论 |
2.3 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理论 |
2.3.1 经济增长对耕地非农化的需求理论 |
2.3.2 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理论 |
第三章 陕西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3.1 经济总体发展状况 |
3.1.1 经济总量 |
3.1.2 经济结构 |
3.2 耕地非农化变化分析 |
3.2.1 陕西省土地概况 |
3.2.2 陕西省耕地非农化总体情况 |
3.3 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的趋势比较 |
第四章 陕西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 |
4.1 计量方法与模型 |
4.1.1 单位根检验 |
4.1.2 协整检验 |
4.1.3 误差修正模型(ECM) |
4.1.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4.2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
4.3 实证分析 |
4.3.1 单位根检验 |
4.3.2 协整分析 |
4.3.3 误差修正模型(ECM) |
4.3.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第五章 陕西省经济增长对耕地非农化的需求分析 |
5.1 模型集的构建 |
5.2 经济增长对耕地非农化需求的实证分析 |
5.2.1 经济总量对耕地非农化的需求影响 |
5.2.2 经济结构对耕地非农化的需求影响 |
第六章 陕西省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
6.1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的构建 |
6.2 指标选取与来源 |
6.3 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
6.4 结果分析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建议 |
7.3 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3)中国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 农地非农化及其土地增值收益问题 |
1.1 农地非农化概念 |
1.2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问题 |
2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研究现状 |
2.1 农地非农化收益增值及其形成机制 |
2.2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理论依据 |
2.3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存在的问题 |
3 国内研究趋向 |
3.1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理论研究 |
3.2 在耕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
3.3 土地收益分配与城乡统筹研究 |
(4)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变化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可能的创新 |
1.5.2 不足之处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对几个相关概念的理解及界定 |
2.1.1 农地 |
2.1.2 农地非农化 |
2.1.3 农地非农化效率 |
2.2 相关理论概述 |
2.2.1 稀缺性原理与可持续利用理论 |
2.2.2 效用价值理论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3 我国农地非农化现状 |
3.1 对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概述 |
3.1.1 农地非农化的基本途径 |
3.1.2 农地非农化的实质 |
3.1.3 农地非农化的度量 |
3.2 我国农地非农化现状分析 |
3.3 我国三大地区农地非农化现状分析 |
4 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4.1 模型简介 |
4.1.1 DEA模型简介 |
4.1.2 DEA效率评价模型 |
4.2 数据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 |
4.2.1 数据指标的选取 |
4.2.2 数据整理 |
4.3 对模型计算结果的分析 |
4.3.1 我国各省域农地非农化效率分析 |
4.3.2 我国三大区域农地非农化效率分析 |
5 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变化的测度与分析 |
5.1 Malmquist TFP指数模型简介 |
5.2 数据指标的选取 |
5.3 对模型计算结果的分析 |
5.3.1 我国省域农地非农化效率变化 |
5.3.2 我国三大区域农地非农化效率变化 |
6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问参与的学术话动与成果 |
(5)重庆市工业化阶段农地非农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回顾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 研究范围及数据来源 |
1.5 论文的特色 |
2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借鉴 |
2.1 概念界定 |
2.2 相关理论分析与借鉴 |
3 重庆市经济增长阶段 |
3.1 重庆市经济发展历程及主要经济数据分析 |
3.2 重庆市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及研究阶段的确定 |
4 重庆市土地利用结构及变化 |
4.1 重庆市土地利用结构现状及变化情况 |
4.2 重庆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 |
4.3 重庆市农地非农化及趋势预测 |
5 重庆市工业化阶段农地非农化的特征及驱动力研究 |
5.1 重庆市工业化阶段农地非农化的特征 |
5.2 重庆市农地非农化的驱动力研究 |
5.3 小结 |
6 重庆市工业化阶段农地非农化评价 |
6.1 经济效益评价 |
6.2 社会效益评价 |
6.3 生态效益评价 |
6.4 小结 |
7 政策建议 |
7.1 按照经济增长与农地非农化的规律特征,合理推进农地非农化 |
7.2 适量选择低效农地用于非农建设 |
7.3 农地非农化政策应与产业政策相协调 |
7.4 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平衡用地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6)农地非农化调控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内容和数据来源 |
1.2.1 研究内容 |
1.2.2 |
1.2.3 数据来源 |
1.3 理论分析框架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4.1 技术路线 |
1.4.2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回顾 |
2.1 农地非农化动因研究 |
2.2 农地非农化过程研究 |
2.3 农地非农化问题研究 |
2.4 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研究 |
2.4.1 农地非农化价格机制研究 |
2.4.2 农地非农化供求机制研究 |
2.4.3 农地非农化驱动机制研究 |
2.4.4 农地非农化内在成因研究 |
2.4.5 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研究 |
2.4.6 农地非农化效率程度研究 |
2.5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研究 |
2.5.1 农地非农化政府干预研究 |
2.5.2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研究 |
2.5.3 城市土地的政府管制研究 |
2.5.4 农地非农化管制绩效研究 |
2.5.5 农地非农化规划约束研究 |
2.6 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研究 |
2.7 简要的评述 |
第3章 农地非农化及其问题 |
3.1 农地非农化概念 |
3.1.1 农地非农化概念 |
3.1.2 农地非农化阶段 |
3.1.3 农地非农化过程 |
3.2 农地非农化存在问题 |
3.2.1 农地非农化程序失范问题 |
3.2.2 农地非农化数量失范问题 |
3.2.3 农地非农化价格失范问题 |
3.2.4 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问题 |
3.3 农地非农化问题危害 |
3.3.1 危害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 |
3.3.2 严重侵害农民合理利益 |
3.3.3 导致国有土地资产流失 |
3.3.4 造成农地过度非农化 |
3.3.5 有损政府形象和信誉 |
3.3.6 导致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 |
第4章 农地非农化市场机制 |
4.1 农地非农化的价格机制 |
4.1.1 理想状态下的价格机制 |
4.1.2 现实条件下的价格机制 |
4.2 农地非农化的供需机制 |
4.2.1 农地非农化的需求驱动 |
4.2.2 农地非农化的供给驱动 |
4.3 农地非农化的市场失灵 |
4.3.1 单纯市场机制导致的失灵 |
4.3.2 现实制度供给导致的失灵 |
4.3.3 市场失灵可能导致的后果 |
4.4 农地非农化的收益分配 |
4.4.1 农地非农化收益来源 |
4.4.2 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主体 |
4.4.3 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关系 |
第5章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 |
5.1 政府管制基本理论 |
5.1.1 政府管制的产生 |
5.1.2 政府管制的理论 |
5.1.3 政府管制的目标 |
5.1.4 政府管制的原则 |
5.1.5 政府管制的分类 |
5.1.6 政府管制的手段 |
5.2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的主要目标 |
5.2.1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理想目标 |
5.2.2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现实目标 |
5.3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的主要工具 |
5.3.1 农地非农化价格管制 |
5.3.2 农地非农化规划管制 |
5.4 农地非农化管制失灵的成因分析 |
5.4.1 直接接原因 |
5.4.2 根本原因 |
5.5 农地非农化政府管制优化 |
5.5.1 价格管制优化 |
5.5.2 规划管制优化 |
5.5.3 计划管制优化 |
5.5.4 政府管制优化 |
第6章 农地非农化调控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结合 |
6.1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关系 |
6.2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边界 |
6.3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理论框架改良 |
6.3.1 内生性政策调控 |
6.3.2 外生性政策调控 |
6.4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现势可行选择 |
6.4.1 设立农地发展权及其必要性 |
6.4.2 农地发展权交易的概念 |
6.4.3 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形成 |
6.4.4 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内容 |
6.4.5 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意义和作用 |
第7章 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实证研究 |
7.1 青岛市土地利用状况 |
7.1.1 青岛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情况 |
7.1.2 1996年现状情况 |
7.1.3 2010年规划情况 |
7.1.4 2008年现状情况 |
7.1.5 土地利用现状变化 |
7.2 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农地非农化过程 |
7.2.1 青岛市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 |
7.2.2 青岛市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农地非农化过程 |
7.2.3 青岛市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农地非农化特征 |
7.3 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过程 |
7.3.1 市区与县级市农地非农化比较 |
7.3.2 县级市与中心城区农地非农化比较 |
7.4 青岛市农地非农化的需求驱动 |
7.4.1 人口增长驱动 |
7.4.2 经济增长驱动 |
7.4.3 城市化发展驱动 |
7.4.4 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7.5 青岛市农地非农化市场配置绩效 |
7.5.1 农地非农化的经济效益评价 |
7.5.2 对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基本判断 |
7.6 青岛市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 |
7.6.1 农地非农化收益的形式 |
7.6.2 青岛市农转用环节相关费用研究 |
7.6.3 青岛市土地出让金收支情况 |
7.7 青岛市农地非农化中政府行为——崂山案例 |
7.7.1 案例概述 |
7.7.2 处理情况 |
7.7.3 案件思考 |
7.7.4 遗留问题 |
7.8 青岛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 |
7.8.1 青岛市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 |
7.8.2 青岛市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 |
7.8.3 青岛市第三轮土地规划农地发展权交易情况 |
7.9 基于规划约束的青岛市土地利用结构预测 |
7.9.1 多目标规划的基本原理 |
7.9.2 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选择 |
7.9.3 模型运算及方案优选 |
第8章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设立并确认农地发展权,做到管制与市场有机结合 |
8.2.2 促进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发挥价格机制基础性作用 |
8.2.3 建立征地补偿长效机制,合理分配农地非农化收益 |
8.2.4 深化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政绩考核与评价体系 |
8.2.5 深入推进分税制度改革,破除地方对土地财政依赖 |
8.2.6 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内涵,规范地方政府行使征地权 |
8.2.7 强化规划计划约束机制,严控建设用地供应总规模 |
8.2.8 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减少对新增用地刚性需求 |
参考文献 |
发表文章 |
致谢 |
(7)我国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土地 |
二、农地 |
三、农地非农化 |
第三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农地价值构成研究 |
二、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模型研究 |
三、我国农地非农化的研究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
二、研究意义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的技术路线 |
第六节 研究创新和研究局限 |
第二章 资源配置理论 |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资源配置 |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
二、科学发展观对资源配置的指导意义 |
第二节 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 |
一、帕累托最优效率 |
二、帕累托效率的拓展 |
第三节 完全竞争市场下帕累托效率的实现 |
一、帕累托效率的实现条件 |
二、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帕累托效率的实现 |
第四节 市场失灵与政策 |
一、垄断问题 |
二、外部性问题 |
三、公共品问题 |
四、信息不完全问题 |
五、公平问题 |
六、政府政策 |
第五节 借鉴与指导 |
第三章 农地非农化配置的理论模型分析 |
第一节 农地资源价值构成解析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认识农地的价值和价格 |
二、环境经济学角度认识农地价值构成 |
三、功能效用角度认识农地价值构成 |
四、市场角度认识农地价值构成 |
五、农地产权角度认识农地价值 |
第二节 农地非农化配置模型解析 |
一、完美假设条件下的分析 |
二、纳入不确定性风险因素的分析 |
三、纳入可逆转因素的分析 |
四、农地非农化的管理决策解析 |
第三节 小结 |
第四章 农地非农化现状分析 |
第一节 农地非农化的趋势与特点 |
一、农地非农化的时间趋势 |
二、农地非农化的空间特点 |
第二节 农地非农化规律——农地非农化库兹涅茨曲线探析 |
一、农地非农化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分析 |
二、农地非农化库兹涅茨曲线估算及分析 |
第三节 农地非农化的制度安排现状 |
一、土地产权制度 |
二、土地征收制度 |
三、其他相关制度 |
第四节 农地非农化的利益主体与途径 |
一、农地非农化的利益主体 |
二、农地非农化的途径 |
第五节 小结 |
第五章 现有配置机制下的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分析 |
第一节 制度安排—配置机制—配置效率 |
第二节 我国农地非农化制度安排的剖析 |
第三节 我国农地非农化配置机制的剖析 |
第四节 现有配置机制下农地非农化的效率分析 |
一、各地区部门间配置效率分析 |
二、农地非农化的空间配置效率分析 |
第五节 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以中部8省为例 |
一、实证分析思路与步骤 |
二、模型测算过程及结果分析 |
第六节 小结 |
第六章 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改进研究 |
第一节 提升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的概述 |
第二节 农地转用审批制度的创新——农地发展权的应用 |
一、农地发展权的概念与内涵 |
二、农地发展权的必要性 |
三、我国农地发展权现状 |
四、农地发展权对于农地非农化效率的作用 |
五、我国农地发展权的归属及利益分配 |
第三节 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
一、土地征收的公益性 |
二、土地征收的合理补偿 |
第四节 集体建设用地的直接入市流转 |
一、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现状 |
二、改革试点流转模式 |
三、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流转的效应 |
第五节 制度创新后的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情景模拟分析 |
第六节 政府委托代理机制的完善 |
第七节 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3.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述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农地非农化概述 |
2.1 农地非农化概念 |
2.2 农地非农化的实质 |
2.3 农地非农化的基本途径 |
2.4 农地非农化的度量 |
第三章 陕西省经济增长与农地非农化 |
3.1 陕西省经济概况 |
3.1.1 陕西省经济总体情况 |
3.1.2 陕西省各地区的经济概况 |
3.2 陕西省农地非农化概况 |
3.2.1 陕西省土地概况 |
3.2.2 陕西省农地非农化总体情况 |
3.2.3 陕西省各地区农地非农化概况 |
3.3 陕西省农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 |
3.3.1 农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 |
3.3.2 陕西省及各地区农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
第四章 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 |
4.1 测算方法的选择 |
4.1.1 生产函数法 |
4.1.2 指标体系法 |
4.1.3 增长因素分析法 |
4.2 模型构建及贡献率的计算 |
4.2.1 模型基础 |
4.2.2 理论模型构建 |
4.2.3 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
4.2.4 贡献率的计算 |
4.3 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算结果 |
4.3.1 弹性系数估算结果 |
4.3.2 增长率的测算结果 |
4.3.3 贡献率的测算结果 |
第五章 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分析 |
5.1 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地区差异情况 |
5.2 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5.2.1 经济增长因素 |
5.2.2 城市化因素 |
5.2.3 土地利用比较利益因素 |
5.2.4 产业结构因素 |
第六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9)基于耕地资源损失视角的建设用地增量配置研究 ——转型期中国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依据:日益凸显的“困境”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研究的基本框架 |
1.3.1 关键问题界定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3.4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回顾 |
2.1 农地(耕地)损失研究 |
2.1.1 经济增长与土地非农化关系研究 |
2.1.2 农地非农化配置驱动力及效率研究 |
2.1.3 农地非农化影响评价研究 |
2.1.4 土地非农化专项研究 |
2.2 反演研究 |
2.2.1 研究起源 |
2.2.2 现实应用 |
2.3 资源配置研究 |
2.3.1 资源配置影响因素和配置方式研究 |
2.3.2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与方法探讨 |
2.3.3 土地利用空间配置与效率改进研究 |
2.4 简要评述 |
第3章 建设用地增量配置的前提:耕地保护 |
3.1 中国耕地资源数量辨析 |
3.1.1 中国耕地资源数据真实性考察:建国以后 |
3.1.2 中国耕地资源数量修正与重建:经济转型以来 |
3.1.3 中国耕地损失定性描述:经济转型以来 |
3.2 中国耕地资源损失计量与理性目标选择 |
3.2.1 中国耕地资源损失的两个理论命题 |
3.2.2 中国耕地资源价值测算 |
3.2.3 中国耕地资源损失计量 |
3.2.4 中国耕地保护目标衡量与理性选择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建设用地增量配置的目标:持续发展 |
4.1 建设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
4.1.1 建设用地影响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理 |
4.1.2 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展机制分析 |
4.1.3 建设用地扩展驱动力与限制因子分析 |
4.2 建设用地增量时空配置与可持续发展 |
4.2.1 土地资源时空配置与可持续利用:理论判断 |
4.2.2 建设用地增量时空配置与效率比较:现实分析 |
4.3 实现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与现实路径 |
4.3.1 持续发展的前提:耕地保护 |
4.3.2 持续发展的路径:政府、市场与管制的分工与融合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建设用地增量宏观配置:政府作用 |
5.1 中国建设用地数量辨析: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
5.1.1 中国建设用地地类调整与数量变化 |
5.1.2 中国建设用地数据重建与地类还原 |
5.2 中国建设用地增量宏观配置:基于耕地损失视角的反演 |
5.2.1 反演思路 |
5.2.2 模型构建 |
5.2.3 参数非常规估计 |
5.2.4 数据整理与参数求解 |
5.3 反演结果验证与理性增量选择 |
5.3.1 反演结果与比较 |
5.3.2 近期建设用地理性规模选择 |
5.4 长期建设用地增量极限计量 |
5.4.1 日益逼近的“极限” |
5.4.2 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增长的规律:极限计量的基础 |
5.4.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极限计量的方法 |
5.4.4 实证分析:极限计量结果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建设用地增量中观配置:市场作用 |
6.1 研究区概况及样本点分布 |
6.1.1 研究区选择及调查方法与过程 |
6.1.2 研究区分布及基本情况 |
6.1.3 样本点分布与整理 |
6.2 现行土地管理指标调控效果与交易现状 |
6.2.1 大部分人员对土地管理指标调控效果较为认可 |
6.2.2 大部分人员对土地管理指标交易基本认可 |
6.2.3 土地管理指标交易的区域和性质差异显着 |
6.2.4 土地管理指标交易规模和价格差异较大 |
6.3 新一轮土地调控指标交易意愿与现实问题 |
6.3.1 新一轮指标交易意愿与政策启示 |
6.3.2 土地政策调整与指标交易意愿变化 |
6.3.3 土地指标交易的理论判断与现实障碍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建设用地增量微观配置:管制作用 |
7.1 城市扩张的基本态势:失衡的“三条线” |
7.2 文献回顾:增量配置的“前提” |
7.3 理论分析:增量配置的“基础” |
7.3.1 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世界较为普遍的理论 |
7.3.2 两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中国较为特殊的现实 |
7.4 空间选择:增量配置的“关键” |
7.4.1 国外经验总结 |
7.4.2 中国实践探索 |
7.4.3 空间配置选择 |
7.5 实证检验:增量配置的“空间参照系” |
7.5.1 研究区概况 |
7.5.2 农地价格的测算 |
7.5.3 扩展边界的空间计量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件1:土地指标异地调剂研究调查问卷 |
附件2:研究区地价频率分布直方图 |
参加或主持的科研项目和发表的科研论文 |
致谢 |
(10)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回顾 |
2.1.1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农地非农化问题 |
2.1.2 农地非农化的政策工具与规制手段 |
2.1.3 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调控绩效 |
2.2 国内文献回顾 |
2.2.1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农地非农化问题 |
2.2.2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政策工具和规制手段 |
2.2.3 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调控绩效 |
2.3 简要评述 |
第三章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理论分析框架 |
3.1 研究假设——两市场之“经济人”假设 |
3.2 资源配置与公共政策:理论概述 |
3.2.1 资源配置理论简述 |
3.2.2 外部性视角下的资源配置问题 |
3.2.3 资源配置问题的协调器——公共政策 |
3.3 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一般分析范式 |
3.3.1 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方式与效率损失 |
3.3.2 农地非农化配置的效率损失溯源——外部性问题 |
3.3.3 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一般分析框架 |
3.4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理论框架构建 |
3.4.1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市场结构、配置方式与效率损失 |
3.4.2 中国农地非农化配置的效率损失溯源 |
3.4.3 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目标与价值取向 |
3.4.4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体系构建 |
3.5 简要评述 |
第四章 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沿革与演化 |
4.1 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沿革的阶段性特征 |
4.1.1 改革开放前(1949年~1978年) |
4.1.2 改革开放后(1979年至今) |
4.2 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演进中的问题剖析 |
4.2.1 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问题的双螺旋解析框架 |
4.2.2 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型规制政策的问题剖析 |
4.2.3 中国农地非农化政府型规制政策的问题剖析 |
4.3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型规制政策的运行机理与缺陷分析 |
5.1 行政性规制政策 |
5.1.1 行政性规制政策之作用机理 |
5.1.2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行政性规制政策要览 |
5.1.3 中国农地非农化行政性规制政策的功效评判 |
5.2 经济性规制政策——“科斯型”规制政策 |
5.2.1 “科斯型”规制政策之作用机理 |
5.2.2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科斯型”规制政策解析 |
5.2.3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科斯型”规制政策评议 |
5.3 经济性规制政策——“庇古型”规制政策 |
5.3.1 “庇古型”规制政策之作用机理 |
5.3.2 中国农地非农化“庇古型”规制政策之要义缕析 |
5.3.3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庇古型”规制政策功效点评 |
5.4 社会性规制政策——农地资源安全保障政策 |
5.4.1 农地资源安全保障政策之作用机理 |
5.4.2 中国农地资源安全保障政策简析 |
5.4.3 中国现行农地资源安全保障政策功效评述 |
5.5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农地非农化政府型规制政策的运行机理与缺陷分析 |
6.1 激励性规制政策 |
6.1.1 激励性规制政策之作用机理 |
6.1.2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激励性规制政策探索 |
6.1.3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激励性规制政策述评 |
6.2 放松规制政策 |
6.2.1 放松规制政策的作用机理 |
6.2.2 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放松规制政策尝试 |
6.3 小结 |
第七章 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绩效评估 |
7.1 农地非农化驱动力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
7.1.1 农地非农化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 |
7.1.2 农地非农化的驱动要素分析 |
7.2 农地非农化驱动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
7.2.1 模型构建 |
7.2.2 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
7.2.3 结果与讨论 |
7.3 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施政理念的调整思路 |
8.2.2 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框架的协调性调适策略 |
8.2.3 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工具的适应性调适措施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参与科研项目与论文发表情况 |
四、两岸经济成长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广东农地非农化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望晓东. 华南农业大学, 2018(08)
- [2]陕西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D]. 徐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02)
- [3]中国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研究[J]. 何仁伟. 湖北农业科学, 2012(17)
- [4]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变化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D]. 梅卫威. 四川农业大学, 2012(06)
- [5]重庆市工业化阶段农地非农化研究[D]. 胡翯. 西南大学, 2012(08)
- [6]农地非农化调控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D]. 许德林.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7]我国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研究[D]. 王荧. 福建师范大学, 2011(05)
- [8]陕西省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研究[D]. 李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03)
- [9]基于耕地资源损失视角的建设用地增量配置研究 ——转型期中国的实证分析[D]. 李效顺. 南京农业大学, 2010(06)
- [10]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研究[D]. 金晶. 南京农业大学, 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