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张馨予[1]（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林孝斌[2]（2021）在《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文中指出《天主实义》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中士”和“西士”作为对话双方,就本原观、灵魂观、为善论和伦理观等论域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发现西士的宣教立场虽然十分鲜明,但却诉诸于推理-论证;中士,似乎是被设计而生,但在与西士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疑-自卫。从这个角度上看,如若简单的将中士界定为被着者设计而生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时人的立场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史实考证和文本辨析。这并非本文的主要旨向。本文仍将此对话双方视为源始于中西不同生存处境、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并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各自的思想视角和生存秩序,即中士的感通视角及其天命-性-理的生存秩序,以及西士的理性视角及其天主-理性的生存秩序。由于《天主实义》文本内容所涉及的天主、灵魂等论域归属于宗教问题,而对该论域的呈现方式又是在哲学意义上给出的,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既需要宗教的观察视角也不能忽视哲学的思维方法。从方法上看,宗教更多的是关注生存中的信仰-情感问题,哲学则多注重理性-观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人生存中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面向之间的交织与张力,并着力分析生存中涌现出的各种情感和观念在生存中的意义。在内容上,本研究围绕“中西士间思想出发点与生存秩序之争”的问题展开。为此,本文从双方在本原论,及其他目前研究者鲜有系统进入文本的灵魂论、为善论和伦理观这四方面,基于详实的文本研究,呈现中西士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交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呈现文本主体内容的时候,更侧重于呈现中西双方在相关问题中“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以试图推进探索中西间思想性对话如何能进深到更具有实质性的程度。文章将认识论问题贯穿文本分析的始终,在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中西士间认识论路径的差异和所呈现对象在不同意义上的实在性问题。在强调认识论的同时,也突显了中西士间的思想性对话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并不是在简单意义上勾勒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而是借助文本的梳理,呈现双方在思想起点上的差异,并以此贯穿全文。致力于呈现双方对话的关键不是观念之争,乃是生存出发点之争。只有回到这个原始争论的起点,才能更好廓清中西士双方的对话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以及所可能进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努力跳出以往从“调适论”、“策略说”和“矛盾论”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努力补益以往研究中对中士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士“感通认识论”的认识论维度。同时亦对当下世界频发关于“主体间”对话中存在的生存张力和困境予以关注,在反思中西士间这一原始性对话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观照,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对话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对决或辩争上,更需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和推进双方在情感维度上所呈现对象的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关注,如此或许能有助于中西间的对话进入到“实质性”层面。
唐锦锋[3]（2021）在《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在中西伦理思想史上,王阳明和康德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位思想家。王阳明真正地实现了儒者“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达德”于一身,是现实化的儒家理想人格形象,他开创的“阳明学”是继“程朱理学”之后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重大学术流派。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哲学流派,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他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以王阳明的“良知”和康德的“自由意志”为题的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两位具有代表性思想家伦理思想的异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伦理精神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乃至促进我们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开展对自我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增进对自我文明的认知,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认识与了解,进而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互学与互鉴,增进中西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共同发展。这种伦理思想上的比较研究将立足于全球化交往实践纵深发展的客观实际,以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和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为现实诉求,通过比较的研究,认知与交流、反思与批判、解构与建构,建设既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又能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现代化的中国伦理精神。本论文拟将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除外）,具体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良知论”与“自由意志说”。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概述王阳明与康德的生平及其伦理思想。首先,论文考察了王阳明与“良知论”,内容侧重于王阳明的家世,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其中比较突出地阐述了发生在他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三次重大的转折,并具体研究了促成这种重大转折过程中的个人际遇、学术因缘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介绍王阳明的“良知论”时,主要从本体、工夫、境界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全面展示王阳明道德思想的全貌与具体内涵。其次,论文考察了康德的生平及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概述的过程中,按照时间顺序简单地介绍了他的重要哲学着作,并重点分析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时代哲学背景之间的深层次的关联,通过“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端”、“休谟的怀疑”、“卢梭的批评”的论述,展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在介绍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时,主要从“自由意志”之界定、“自由意志”之法则、“自由意志”之实现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揭示康德道德哲学思想的全貌与具体内涵。第二章,道德的先天根据。本章内容分别考察了“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先天性,辨明论证“良知”是先天而内在的,“自由意志”是先验而超验的观点,并考察了这种差异性的产生原因,“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中西思维方式。第三章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与康德在道德修养与教育问题上的主张。王阳明的道德修养是通过工夫的修炼完成的,康德的道德修养则要求认识道德律,认识绝对命令的三个公式。王阳明的道德教育立基于“良知”的普遍性,积极引导社会大众“致良知”,培养具有圣贤气象的道德人格。康德的道德教育主张对社会大众进行理性思维训练,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意志”的纯粹性,感受到道德的崇高,激发他们对道德的敬重感,促进大众道德行为的实践。在充分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论文研究了王阳明重视实践的历练而康德则强调理性的训练的深层原因,“重践履”与“重知识”的不同中西伦理传统。第四章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的“良知论”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所指向的道德的至高目标。王阳明的道德理想是成就圣贤人格,实现“万物一体之仁”,而康德认为有道德的人有理由去追求“德福一致”的实现,它是理性赋予人生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比较“万物一体之仁”和“德福一致”的基础上,论证王阳明的“良知论”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所共同具有的德性优先性以及禁欲主义的特征,并辨析这些特征在程度上的差异性。第五章道德哲学的“人性论”,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良知论”和康德“自由意志说”中的有关“人性”的主张,比较他们有关“人性”的结构、本质的论述。第六章道德哲学的“动机论”,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良知论”和康德“自由意志说”的“动机论”特征,并指明“动机论”的道德学说存在着动机检验上的困难,根本无法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出自“良知”或“自由意志”。最后,围绕着道德的“自律”与“他律”问题在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之间进行了比较,论证了王阳明的“良知论”是不完全的道德自律学说,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是完全的道德自律理论。结语,“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和合”。结语部分主要探讨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可能的“和合”。这也是本论文进行比较哲学研究的一个最终的理论成果。本论文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至少能够在五个方面进行“和合”,从而为能够开创出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的,既能立足当下又能面向未来的,属于中国新时代的伦理与道德精神提供助力。
武海霞[4]（2021）在《孟旦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文中提出美国哲学家孟旦（Donald J.Munro）是一位专注于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哲学家。本论文对孟旦的哲学研究,特别是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由于孟旦是一名汉学家,而汉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研究一直以来颇有争议,因此本论文首先讨论了汉学研究策略上的广泛争议的问题:“文化殖民主义”与“异托邦”。所谓文化殖民主义指的是早期的汉学研究普遍以西方文化为研究框架与评价标准,导致汉学研究无法做到真实客观。跨文化研究中的“多元主义”研究策略由于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忽略普遍性而创造出他者文化,导致“中西文化对立说”与“中西文化不可通约说”。本文作者主张,从生成与延续的视角来看,中西相遇其实意味着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因此要秉持一种“合和”与不断的“今说”的研究策略。其次,本论文探讨了孟旦对中国哲学的人性论问题的研究。总体来讲,人性论问题属于传统哲学的“心性论”范围。在他的研究中,孟旦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但准确把握心性问题,同时为中西哲学的对话与交流创造了概念工具。这些概念包括:人性之“自然平等”、“评价之心”、“心灵簇”、“两极性矛盾”等,孟旦还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双领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原则。儒学中“人皆可以为尧舜”中所主张的人性的普遍性被孟旦名之为“自然平等”,不同与西方理性主义所假设的“价值平等”及相关的权利学说,自然平等架构了先天-后天这样的延续性结构,从而要求人性的后天培养环境作为人性发展的一部分。“心之所同然者曰理义也”这样的原典儒学观念被孟旦名之为“评价之心”,“评价之心”概括了儒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即人对是非对错（理义）的判别能力是天然的,“心”的功能就是对是非的评价。这一观念的提出,准确抓住了古典心性论中“心”的功能,同时为中西文化对话中“评价之心”与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对话打下基础。作为对评价之心研究的延申,本论文探讨了事实与价值问题,认为从人的存在这一事实出发,二者统一于现实存在。“心灵簇”这一概念是孟旦对中国古典哲学中“心”的准确概括。在古典哲学中,“心”的功能是复杂的。“心灵簇”这一概念把握了中国哲学中把知识与情感、事实与价值、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统一起来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在原典儒学中,“心”能统摄知情意这三种互系的功能。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支持了“心灵簇”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现代生物学认为对心智的研究必须整体性地研究理性与情感的协作而不是西方理性主义所强调的理性。心灵簇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没有在理性、情感等人的心智功能之间截然划分,而是坚持心智功能之间的互动、互系。从根本上来讲,“簇性”一词准确地抓住了中国哲学中把知识、情感、行动等融为一体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为中国哲学中的心智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对话提供了思维工具。孟旦在对朱子思想的研究中提出,朱子使用了家、水流、镜子、体、楦物、园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八个意象来体系性地阐释自己的哲学。孟旦认为“家”的意象所昭示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与“水流”意象所代表的人性平等之间是一对两极性矛盾,另一对两极性矛盾是“植物”与“园丁”意象所表示的人性修养过程中的自主性的阶段性成长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意象所表示的外在权威在人性修养中的重要性。本论文认为如果从传统儒学内部去理解,则所谓的“不平等”更多地意味着和而不同,而所谓人的自主性与外在权威之间本来不是矛盾的关系,更多的是内在与外在的互补关系。孟旦在结合儒学与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双领域的功利主义”伦理原则。“双领域”指的是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这两个领域。孟旦认为功利主义所倡导的平等观念适合于公共领域,但是在私人领域,倡导平等主义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的情感总是有所偏向,无法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本论文认为双领域功利主义原则完全割裂了“公共”与“私人”这两个领域,并不符合儒学的“以己推人”的根本伦理原则。最后,在研究孟旦思想及结合现代生物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试图对孟子的人性思想提出新的自然主义的阐释。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己经证明,人的道德潜能是自然的,与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高度契合,人的道德潜能到道德观念的发展是自然的,与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到“仁义礼智”的发展是契合的。现代道德学说研究道德运气,与孟子提出的仁政思想有契合之处。这说明孟子的人性思想依然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准则提供可贵的借鉴价值。
汪大贺[5]（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提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毛连军[6]（2020）在《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由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向公共空间不断扩大的“陌生人”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不友善、不和谐现象也不断出现。人们呼唤友善道德价值,但传统友善观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亟需进行价值重构以建立新型友善关系。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将友善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范畴,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回应,如何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成为重要课题。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出场正是时代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差等之爱”的传统友善观需要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以“博爱”为核心的西方友善观由于其抽象性、虚伪性和超阶级性而必然是“浮于空想”,只能批判超越。为此,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友善的思想中汲取资源,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探求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建设,无疑十分必要。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建构的基本思路就是坚持友善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即既要凸显友善作为公共道德普遍性的本质（质）;又不能忽略其作为个体情感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应限定在友善的程度（量）方面。这样,友善既不会沦为抽象道德,也不会沦为伪善;既契合现代公共道德要求,又符合私人情感的内在特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根基之所在,起到基础性作用和原点意义。具体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核心要素来看,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包括仁爱、尊重、宽容、互助四个主要方面,从层次和范围来看,包括人际友善、社会友善、国际友善和生态友善四个基本维度。这一友善价值观不是什么别的友善价值观,而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中华民族特色并富有时代性特征的全新友善价值观。当然,这样的友善价值观不是对所有人和所有事无条件的服从和满足,友善交往关系和助人行为应具有合理程度,必须遵循正当性和适当性原则,维护社会共同道德标准和伦理秩序,这是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深入把握具体内涵的同时,本论文的中心议题就是要回答“为什么”,即我们为什么要培育这样的友善价值观?我们为什么要对陌生的他人友善?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视角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意识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人的道德意识归根到底是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再现,进一步而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存在形式决定了人的社会交往方式,因此,人的社会存在是友善交往方式得以存在的依据,而当今中国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性向善的必然趋势。本论文试图通过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交汇和融合,以“关系主义”思维取代“实体主义”思维,建立“真实共同体”,从本体论视角寻找友善的理论依据;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立足于“人的需要”,从人性论视角寻找友善价值观的理论依据。最后,本论文尝试探索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培育的场域、路径、方法及其机制。原有社会有机体被打破,我们亟需重建社会有机体,特别是要大力充实社会基层生活空间,建构新的“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培育空间,为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提供现实场域和实现路径。同时,为了确保培育落地见效,需努力建构媒体渗透法、文化涵养法、榜样激励法等培育方法和利益激励机制、制度保障机制等培育机制。
孟冬冬[7]（2020）在《“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文中研究指明“诗”是中西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尽管它的形态有所差异,但仍有若干共性因子。本论文以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为研究对象,将中西不同的城邦文明和空间想象作为讨论的起点,并以之为文化基础把握中国和古希腊在轴心时代不同的文学样态,以及在文学样态背后潜存的文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诗”及“诗学”概念属于广义用法,抒情传统和叙述传统的差异对诗的类型、诗学内涵、诗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对深入把握轴心时代艺术思想的发生以及美学观念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论文除了绪论之外包括五章内容。绪论部分主要对“轴心时代”和“诗学”的概念进行厘定,认为“轴心时代”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化范畴,也指出在当代背景下“诗”、“诗学”虽被广泛使用,但仍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下界定,因为文学的边界就是它们的边界。第一章主要关于“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就春秋时代而言,“城邦”已经广泛存在,它们的空间布局蕴含着轴心时代最基本的空间想象,因此,城邦空间折射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想象和“以德配天”的惯性思维,它们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产生了持续影响;就古希腊而言,对理性的追求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之外,亦可在城邦结构中寻找答案。古希腊城邦是人本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主要发生场域。所以,城邦不仅是中西社会结构形成的策源地,也是文学艺术产生、定型、发展的主要空间,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史、艺术史意义。第二章讨论“诗的说唱与演唱形式”。中西文学在发端期都具有“唱”的属性,只不过古希腊文学往往唱中含叙,先秦文学则唱中富情,因此前者表现为“说唱”,后者表现为“演唱”。说唱是西方叙事艺术的源头,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说唱文本中已经含有较为明显的叙事策略和叙事逻辑。演唱是中国抒情艺术的萌芽,“百兽率舞”的记载以及《乐记》对乐舞的强调构成了事实和理论的双重证明,由诗、骚发端的“情兼雅怨”抒情模式对演唱文学产生了持续影响。除此之外,中西对“人性世界”和“神性世界”的不同态度也是促使演唱与说唱传统形成的文化密码。第三章着眼于“风诗与史诗”。风诗是中国诗歌的原型,“风”由自然概念逐渐演变为文学概念,决定了风诗鲜明的民间性或民俗性。“十五国风”是音乐文学的典型代表,在形式层面它是音乐与文学一体性的标准,在内容层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谲谏”特征。史诗作为西方叙事文学的原型,其叙事形式和英雄主题构成了后世叙事文学的重要借鉴对象,同时,它也是古希腊民族精神的对象化。史诗与戏剧具有相通性,英雄特质与公民精神构成了史诗影响戏剧的深层基础,对模仿和语言的重视更加强化了两者的亲缘关系,20世纪以后,“史诗剧”的出现是这种亲缘关系的回归。除此之外,语言的民族性借助思维的中介,最终作用于文学领域,这是中西诗体风格和审美风格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章说明“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教化,其“诗教”可以具体化为对“雅正”艺术标准的认同,对“温柔敦厚”艺术形态的肯定,对“成于乐”艺术目标的坚守。相形之下,道家诗学观念则表现出更多的诗性特征。老子的诗性可以通过《老子》一书的韵律化的语言、“以象设喻”的行文方式以及对现实的深沉关怀体现出来。庄子的诗性表现为对自然本体的推崇,以及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这使整部《庄子》成了一个整体性意象。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与儒家的相似性,表现为对文学道德性和政教功能的承认,同时,其“和谐”论亦从音乐切入而衍及社会和谐,这与儒家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尽管其理论带有明显的主客二分模式,但在对美的认知方面,“凝视”与“迷狂”的统一则表现出与道家审美观接近的一面。第五章探讨“《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乐记》与《诗学》是中西轴心时代两部重要美学典籍,两者在艺术发生观、艺术功能论、艺术真实论层面存在彼此会通的可能。就发生观而言,《乐记》将“感物”视作艺术起源的根基,《诗学》则推崇“模仿说”。本质来说,它们都遵循“以类相动”的思维逻辑。就艺术功能论而言,《乐记》从“人性本静”的人性观出发,认为使人性复归道德是艺术的根本作用,与之类似,《诗学》所推崇的“净化”亦是一种理性层面的道德“快乐”,所以《乐记》与《诗学》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道德。就艺术真实论而言,虽然《乐记》以“着诚去伪”表达了对“情真”的肯定,《诗学》通过对“诗比历史更真实”阐发了“理真”观念,但两者都无一例外地肯定形式的真实,从而形成了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艺术真实观念。
田瑞峰[8]（2020）在《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及其时代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梁实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个性的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较大争议的批评家。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梁实秋总是以反时代主潮的面貌出现,成为特殊年代的另类,因而总遭到时代主流批评家的批判。在五四自由,启蒙的时代浪潮中,梁实秋高举带有古典主义倾向的人性不变论对五四文学中充满个性气息的文学展开批判,强调理智节制情感,主张自我节制;在革命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梁实秋主张人性是文学的本体,强调文学的功用以表现人性为主,反对革命文学狭隘的文学宣传论;在三十年代阶级矛盾日益紧张的年代里,梁实秋主张超阶级的文学,人性超阶级性,因而遭到革命阶级文学论的批判;面对大众化文学潮流倾向,梁实秋主张精英文学论,因此,梁实秋成为了革命文学的敌人。他的“与抗战无关论”更是遭到了抗战文学作家的坚决反对,成为时代潮流的逆行者。新时期以来,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获得了相对客观的评价,人们重新发现了梁实秋文学观念的价值,针对这一变化,笔者试图分析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其曲折命运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对象的价值及方法。第一章主要叙述了时代背景中梁实秋对古典人性论的选择,共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了梁实秋人性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包括人的发现的思想潮流、西学东渐的学习倾向以及现代时期矛盾重生的社会现实。第二节主要分析了梁实秋对西方古典主义思想的吸收,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及其理性观、阿诺德的基本情感论以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第三节从主观因素分析了人性论文学观形成的关键,包括保守稳重的性格因素以及传统儒家观念的思想基础。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内涵,其核心思想为文学的本体是永恒的人性,包括三小节。第一节为文学是人性的产物。因为人性具有普遍性,所以文学是对理想人性的模仿。理性是人性的中心因而文学需具有理性的制裁,且人性具有不变性,因此梁实秋认为文学具有永久性。第二节阐述了文学的人生立场,因为情感具有深刻性,文学具有严肃性;人性具有道德性,因而文学具有伦理的功用;且人性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学创作具有自主性。第三节主要阐述了梁实秋对文学纯粹性的追求,文学不应过多地涉及政治,同时文学具有精英性且文学不以表现现实为目的的特点。第三章分析了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斗争背景下遭到批判的现实情况。第一节分析了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的接受时代背景,其总的特点是斗争。第二节分析了时代主潮对其的批判,包括对其超阶级人性论、天才人性论以及文学以表现人性为目的功用论的批判。第三节分析了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笔者将其归结为误读——文学论争中革命文学作家对其人性论内涵的误读。第四章分析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学视角下对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的合理审视。第一节为时代接受背景的分析主要包括文学从属于政治观念的废除、人性人道主义观念的复苏以及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第二节阐述了其人性论文学观接受的曲折历程。第三节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包括新时期“文学是人学”这一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批评家主体性的重新回归,同时也是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中本身人文价值意义的再现。第五章笔者从文学接受场域的角度分析梁实秋及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在现代时期遭到相似命运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梁实秋人性论理论本身所存在的悖论,其人性论具有浓重的抽象人性的特点,以及中西文化融合中的不可调和的理论矛盾。另一方面,从接受场域来说,中国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文学总体上是趋向大众化、集体化的趋势,自由主义文学的个人性,自我性与时代潮流相悖;最后,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场域存在着革命文学具有绝对话语权的现实,由此而生的革命文学对其他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误解也是自由主义文学遭到批判的原因所在。
庞琳[9]（2020）在《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文中认为孟旦（Donald J.Munro,1931—）是美国着名汉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哲学系荣休教授、“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其成果颇丰,代表作有“中国人性研究三部曲”:《早期中国“人”的观念》（1969）、《中国当代人性论》（1977）、《人性形象:一位宋人的肖像》（1988）、《20世纪中国的帝国求索模式》（1996）、《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2005）、《应用伦理学:私人和公共选择中的实际指导原则》（2008）等。本论文《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旨在梳理孟旦的汉学研究之路、研究成果、研究范式及其贡献,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汉学（中国学）、新儒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为思考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来自汉学家的他者视角。本文以孟旦一生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为主线,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译介与总结:第一章“美国儒者孟旦的汉学之路”,主要从家庭、教育、留学、教学、汉学研究及其成果等几个方面介绍孟旦的汉学历程。第二章“前期汉学的中国人性研究三部曲”,讨论了《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当代人性观》、《人性形象:一位宋人的肖像》三本书,总结孟旦提出的自然平等观、人的可塑性、结构性形象等观点及其研究方法与贡献。第三章“后期汉学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与践行”,讨论了《20世纪中国的帝国求索模式》、《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应用伦理学》三本书。根据心灵簇、人的可塑性的基础上,应用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整体思维及一种中国政治认识论--帝国式求索模式、双层效益主义、实际可行的新伦理学等观点。第四章“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特点与创新”,总结他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与特点,如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原典的历史进路、中西比较的进路、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进路;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发明使用诸多新的哲学术语、趋于中国中心的移情方法、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与社区实践。最后,本文还考察了孟旦与现代新儒学的深厚渊源及其推崇的儒家哲学立场,等等。概而言之,孟旦的儒学研究,以孟子的“四端之说”人性论为基础,进行了对美国儒学的建设工作,期间创建了哲学概念和方法,提出了结构性形象（隐喻）、移情、心灵簇、整体主义、帝国式求索模式、双层效益主义、价值与事实关涉等术语,用以阐释中国文化基因中的人性论和伦理观,并在自己的写作、教育、社区建设与日常生活中积极地践行儒家理念和新伦理原则,把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与唐君毅式的知行合一统摄于一身,不进行道德说教（morality theorizing）而是践行道德（morality performing）,活出了中西互鉴、东西合璧的现代儒者风范。他和许多儒学学者们一道,正致力于建设美国儒家体系。
张娟[10]（2020）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使保种、保教、保国成了时代的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思想重构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剧,其核心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路,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既内涵深厚的政治意蕴,又富有精湛的伦理思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对个体的重视以及对民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普遍追求,也昭示了近代中西方伦理思想由交锋到融合的可能。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明显的分歧和断裂。戊戌政变前,他高呼“民权”、“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来反对封建专制、等级伦理以及禁欲主义,提倡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希冀对腐而不亡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及等级伦理进行全面的变革。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之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政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仍停留于原位,固执地把“忠君”与“救国”、“封建皇帝”与“变法”联系起来,皇帝成为变法成功与救亡图存的必要条件,由此他提出“保皇”、“立教”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参与违背历史发展的复辟帝制运动,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物退变为最大的保皇派与反动的封建遗老。很显然,康有为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诉求已经不再是争取民权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对君主的效忠和对君权的坚守,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伦理的复辟。与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情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比,康有为后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倒退性与反动性。康有为为何没有继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投入革命,他所谓的保皇、立宪、渐进、改良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看似矛盾的政治伦理思想背后是否隐藏着连接与贯穿的线索?他于历史交替之际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与道德转型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有何警醒与借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基础、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渐进改良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贯穿于康有看似矛盾与断裂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线索即“为民”与“为人”的仁道关怀。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康有为将国视为民之公产,认为君与民应是对等的关系,均为天下之主。又因人皆由元而生,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且独立的,由此得出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在生而平等的人类公理指引下,康有为指出非人道的专制政治终将被凸显人地位与价值的民主政治所取代,立宪政治体现了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君主立宪制度则是近代中国在现实国情下能够发扬君主优势以克制激进民主乱相的最佳策略。康有为的政治伦理实践也遵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指向,他执着于君主制与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流血与伤民,“保民”、“安民”、“治安为尚”是其主张渐进路径的重要考量。为实现富国以养民,他提出发展物质为近代中国救国之急方。同时,重视“智”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过凸显“智”的先行性来修正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为本,智为辅”的仁本主义哲学体系;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康有为构建了一幅远高于现实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大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构建准则,以仁道进化为前进动力,以“去苦求乐”为终极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绝对公享、公有的制度化构建基础上,大同最终实现了德福一致的至乐境界。康有为的现实政治实践意在为国人“救苦”,而社会理想则意在为全人类“救苦”,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是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现实与理想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线最终统一于“救苦”与“求乐”的人道关怀之中。受时代与阶级属性的限制,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他努力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却又固执地将其镶嵌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色彩,反映了其革新思想的不彻底性;他宣扬民主与民权,却又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他设计了大同理想社会,却又用三世进化理论将其置于空想。总之,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由于这些局限,导致他后期政治伦理思想明显的倒退与反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历史悲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探索,通过分析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学识涵养与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结合下所产生深邃洞见、他审视世事的理性精神、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中的仁道情结与人道关怀、对人欲的认肯以及以“人”为政治价值核心的确立。这些积极的因素,值得后人借鉴。
二、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先秦儒家心论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问题、路径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
| 一、先秦儒家心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秩序: 礼坏乐崩 |
| (二) 兼并战争: 不义攻伐 |
| (三) 大道即隐: 民风败坏 |
| 二、《易经》《尚书》《诗经》中的“心”说滥觞 |
| (一) 《易》“心”典型应用 |
| (二) 《书》“心”丰富发展 |
| (三) 《诗》“心”蔚为大观 |
| 三、先秦儒家“心”范畴体系的层次和演变 |
| (一) 先秦儒家“心”说义涵之历史进路 |
| (二) 先秦儒家“心”范畴对天性情知等概念的涵括 |
| 四、先秦时期道、墨、法、管四家论“心” |
| (一) 老子:以无知、无欲论“心” |
| (二) 庄子:以虚心、游心论“心” |
| (三) 墨家兼爱: 以爱正“心” |
| (四) 刑名法家: 以法正“心” |
| (五) 管子四篇: “心”治与国治 |
| 五、先秦儒家论“心”的独特之处 |
| (一) 先秦儒家论“心”的特点 |
| (二) 孟荀“心”论进路的差异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心”说的天人际会品格 |
| 一、天赋心以德性: “以德论天”和“以天论德” |
| (一) 殷周之间的范式转换 |
| (二) 以德论天: 天之德义的产生 |
| (三) 天赋人德: 自天子至庶民 |
| (四) 以天论德的完成: “天生德于予” |
| 二、心知的天生人成 |
| (一) 认知辨义: 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 |
| (二) 知之可能: 心何以能知 |
| (三) 心知的性质: 经验知识与德知 |
| 三、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体认: 与天合德与不求知天 |
| (一) 天道与人心的内在遥契: “以天论心”与“以心明天” |
| (二) 荀子“天人之分”乃“复归之分” |
| 四、外在的天命与人心的尊严和抉择 |
| (一) 命的预设: 命定 |
| (二) 儒家的天命即人道之抉择而显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诸子“心”“性”学说异同 |
| 一、先秦儒家“性”论大同小异之流变 |
| (一) 前诸子时期“性”的概念 |
| (二) 由特殊至一般:先秦儒家“性”之定义的共同规定性 |
| (三) 同中有异: 先秦儒家“性”之多义性阐释 |
| 二、从仁本到“心”“性”交错含融的历史演化过程 |
| (一)初变: 从仁本涵摄“心”“性”至“心”与“性”大体相同 |
| (二) 再变: 从孟子“即心言性”至荀子“以心治性”的演变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思想中“心”与“情”“欲”的内在张力 |
| 一、先秦儒家“情”意涵的变迁与升华 |
| (一) 孔子以“仁者爱人”推而广之的道德情感论情 |
| (二) 《性自命出》以“好恶”与“喜怒哀悲”的自然情感论情 |
| (三) 《大学》《中庸》以“喜怒哀乐”等具有价值义的自然情感论“情” |
| (四) 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道德情感论“情” |
| (五) 荀子以“性情”与“情欲”地双重涵义解“情” |
| 二、先秦儒家“心”“欲”关系的发展 |
| (一) 前诸子时期天赋欲望思想的萌发 |
| (二) 诠欲以见历史现实:孔孟荀的解读 |
| 三、先秦儒家以“心”范“情”“欲”的主张 |
| (一) “心”对“情”的中和 |
| (二) “心”对“欲”的约束 |
| 第五章 体用一贯:从心本体论建立到仁政的探索落实 |
| 一、“心”有其本:先秦儒家心本体论的内蕴 |
| (一) 先秦儒家以天道为“心”的形上根据 |
| (二) 先秦儒家以“心”为创生道德的本体 |
| 二、内在成德:正心与修身的互动 |
| (一) 道德本体之应然到“身”“心”同体之实然 |
| (二) 从“身”“心”同体之实践到道德价值的升华 |
| 三、从内圣仁心到外王仁政的落实 |
| (一) “礼”“仁”一贯的为政吁求 |
| (二) 德治为主,先教后刑的治国理念 |
| (三) 仁政治国的举措 |
| 结语: 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和在当今世界的价值 |
| (一)运思于天人之际: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 |
| (二)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儒学复兴的历史机遇 |
| (三)先秦儒家心论思想对新的时代问题的回应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的由来 |
| 二、为何以《天主实义》作为分析文本? |
| 三、宗教哲学的观察视角 |
| 四、文献综述:国内外对《天主实义》文本的研究及分析 |
| (一) 国内学者的研究及分析 |
| (1) 晚明时期儒、佛学者对《天主实义》的认同和批判 |
| (2)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天主实义》的研究进路:比较、历史、分析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五、主旨论证的思路和篇章布局 |
| 第一章 《天主实义》中的三重语境 |
| 第一节 西士所存在的双重语境 |
| 一、西士的天主教思想背景 |
| 二、西士对儒学的研究与应用 |
| 三、西士恩典神学视角的缺失 |
| 第二节 中士的时代性思想背景及其思想论域 |
| 一、阳明后学的思想主流 |
| 二、晚明中士的思想论域 |
| 三、东林儒学与实学暗兴 |
| 四、中士言辞背后的“感通”思维 |
| 第二章 《天主实义》中的本原论争 |
| 第一节 “位格”性天主:西士对“太极/理”本原论的批判 |
| 一、理性与“位格”性之天主 |
| 二、理性对“太极/理”不能为本原的批评 |
| 第二节 “生成”论之太极/理:中士对西士批判的回应 |
| 一、“生成论”之太极 |
| 二、中士的“敬”意识 |
| 三、感通中的太极/理 |
| 四、生存秩序中的太极/理 |
| 第三节 西士式“本原”观对中士生存秩序完善性辨析 |
| 一、西士式“本原”观中的超越性维度的挑战 |
| 二、超越性维度对中士“生成”论修身的益处辨析 |
| 三、超越性维度对补益儒家社会秩序的理论性意义 |
| 第三章 “独立灵魂”与“万物能否一体”的辩争 |
| 第一节 独立灵魂论:西士的两世说与万物一体观 |
| 一、自由意志与“两世”说 |
| 二、独立灵魂和后世维度的展开 |
| 三、独立灵魂观对万物一体论的批评 |
| 第二节 中士对独立灵魂和万物一体观的驳正 |
| 一、中士道德性的生死观传统 |
| 二、现世维度中的修身与成德 |
| 三、中士的“魂魄论”与万物一体观 |
| 第三节 驳灵魂轮回:中西士间的思想交织 |
| 一、西士对灵魂轮回论的理性批驳 |
| 二、中士在人伦秩序观中驳灵魂轮回论 |
| 第四章 善之论争:为善是否有意? |
| 第一节 西士的“为善有意”观 |
| 一、理性界定中的“善”、“意”概念 |
| 二、善的缺失:西士论“恶”的问题 |
| 三、天主:“正意”之源 |
| 四、为善有意与善之困境 |
| 第二节 中士对“为善无意”思想的辩护 |
| 一、“为善无意”问题的由来 |
| 二、中士以“性”解为善无意 |
| 三、敬天诚性与为善无意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生存意识 |
| 一、后世的抽象性与现实性问题 |
| 二、“利”的现实性与完善性问题 |
| 三、“有意”与“无意”间的张力:“小人—君子”的视角 |
| 第五章 伦理交锋:修身、治学、行孝 |
| 第一节 忏悔与自省:天主拯拔与自我完善 |
| 一、呈现伦理背后认识论问题的必要性 |
| 二、忏悔与天主旨意 |
| 三、自省与参赞化育 |
| 第二节 内外有别:学之为己抑或为天主? |
| 一、什么是“真学问”? |
| 二、如何达到真正的学问? |
| 第三节 内外学问的功夫论 |
| 一、理性与灵修 |
| 二、“诚-性”与检慎 |
| 第四节 不同起点上的行孝观 |
| 一、有必要专门谈论孝道问题 |
| 二、西士论孝:以天主之道为目标 |
| 三、中士尽孝:以造就天命为中心 |
| 结语 理性与感通:呈现方式与生存秩序 |
| 一、理性与感通的切磋:一种宗教哲学观察视角 |
| 二、两种认识论、两种认识对象和两种实在性 |
| 三、思想交锋中的感通与对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良知论”与“自由意志说” |
| 第一节 王阳明与“良知论” |
| 一、“良知论”的形成 |
| 二、“良知论” |
| 第二节 康德与“自由意志说” |
| 一、“自由意志说”的形成 |
| 二、“自由意志说” |
| 第二章 道德的先天根据 |
| 第一节 道德的先天根据 |
| 一、“良知”的先天性 |
| 二、“自由意志”的先天性 |
| 第二节 “良知”的内在性与“自由意志”的超验性 |
| 一、“良知”的先天而内在,“自由意志”的先验而超验 |
| 二、“天人合一”的“良知”,“主客二分”的“自由意志” |
| 第三章 道德的修养与教育 |
| 第一节 道德的修养与教育 |
| 一、道德的修养 |
| 二、道德教育 |
| 第二节 实践的历练与理性的训练 |
| 一、多维的方式与单向度的理性 |
| 二、实践的历练与理性的训练 |
| 第四章 道德的至善境界 |
| 第一节 道德的至善境界 |
| 一、“万物一体之仁” |
| 二、“德福一致” |
| 第二节 德性与幸福 |
| 一、德性优先 |
| 二、禁欲主义的倾向 |
| 第三节 德性与幸福的和谐 |
| 第五章 道德哲学的“人性论” |
| 第一节 王阳明论人性 |
| 第二节 康德论人性 |
| 第三节 人性论的辨证 |
| 一、人性的结构:善恶同体或善恶共居 |
| 二、人性的本质:自然的善与自由的善 |
| 第六章 道德哲学的“动机论” |
| 第一节 “动机论”的道德学说 |
| 第二节 “动机论”的困难 |
| 第三节 道德的自律与他律 |
| 一、社会性的责任与理性的责任 |
| 二、完全的自律与不完全的自律 |
| 结语“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和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孟旦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孟旦的个人经历及主要研究 |
| 1.1.1. 孟旦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研究 |
| 1.1.2. 皇家求知方式: 延续至20世纪的“皇家”求知论 |
| 1.1.3. 孟旦的跨学科研究 |
| 1.2 对孟旦的相关研究 |
| 1.3 美国汉学与中国学 |
| 1.4 对汉学跨文化研究策略的批判与反思 |
| 1.5 汉学研究的阐释策略:“和合”与“今说” |
| 1.6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孟旦对先秦人性论核心观念的研究 |
| 2.1 儒家人性论中的“自然平等” |
| 2.2 儒家人性论中的“天人”观念 |
| 2.3 儒家人性论中的“评价之心” |
| 2.4 儒家人性论与精英制 |
| 2.5 道家的人的观念 |
| 2.6 人性观念与教育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孟旦对朱熹人性论中八种意象的创新性研究 |
| 3.1. 朱子论人性中使用的八种意象及两极性 |
| 3.1.1 “家”与“水流”:有序的等级制与平等之间的二极对立 |
| 3.1.2 镜与体:心物的联结 |
| 3.1.3 植物与园丁:成己与利他 |
| 3.1.4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道心与人心 |
| 3.2 现代生物学视角下再论仁爱与博爱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孟旦研究中国哲学中“心”的观念的新视野 |
| 4.1 整体性思维模式: 心灵簇 |
| 4.1.1 心灵簇思维模式与事实与价值问题 |
| 4.2 事实与价值: 分离还是合一 |
| 4.3 心灵簇的现代生物学的支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孟旦哲学研究的“生物学”转向 |
| 5.1 生物学视角下的儒学伦理准则 |
| 5.1.1 儒学人性论概述 |
| 5.1.2 儒学人性论与现代生物学的契合之处 |
| 5.2 孟旦提出“双领域功利主义” |
| 5.3 社会生物学:伦理学的生物学转向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孟旦哲学视域下的孟子人性论阐释 |
| 6.1 “四端之心”: 自然的道德潜能 |
| 6.2 人性的自然发展: 从自然的道德潜能到道德观念 |
| 6.3 控制道德运气: 创造自然的道德潜能发展的条件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写作思路 |
| 上编 身份和话语的重建 |
| 第一章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一节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政策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
| 第三节 政策转折期的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二章 独立话语的探寻——从人道主义到文学主体性 |
| 第一节 “人”的话语确立及其论争 |
| 一、禁区的突破 |
| 二、话语的发生和讨论的焦点 |
| 三、权威话语的介入与讨论的转折 |
|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及其论争 |
| 一、人道主义的美学化 |
| 二、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论争 |
| 三、“偏移”的文论与启蒙的理想 |
| 第三章 躲避崇高——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边缘化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一、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 第二节 话语的分裂——重建共识与去中心化 |
| 一、反物化的启蒙话语 |
| 二、“去中心化”的立场 |
| 小结 从“人的觉醒”到“主体的跌落” |
| 下编 观念与形象的嬗变 |
| 第四章 由“苦难”而“神圣”——知识分子叙事的英雄想象 |
| 第一节 归来的英雄 |
| 第二节 升华的苦难 |
| 第五章 从“人性”到“个性”——知识分子叙事与“人的解放” |
| 第一节 从“大写的人”到“个体的人” |
| 第二节 复苏的情与欲 |
| 第三节 生命意识的书写 |
| 一、生命感性的浮现 |
| 二、生命激情的迸发 |
|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主体萎缩与精神困顿 |
| 第一节 消退的理想 |
| 第二节 升腾的欲望 |
| 一、物欲:从困顿到迷失 |
| 二、情欲:爱与性的分离 |
| 第三节 文化的迷茫与现代化的焦虑 |
| 结语 时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出场逻辑 |
| 第一节 友善价值观研究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价值、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 |
| 二、友善、友善观和友善价值观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出场动因 |
| 一、社会变迁、空间变化需要新的友善观 |
| 二、市场化、技术化缺陷需要新的友善观 |
| 三、网络化交往方式需要新的友善观 |
| 第三节 友善价值观的历史考察 |
| 一、“差等之爱”的传统友善观“不合时宜” |
| 二、“博爱主义”的西方友善观“浮于空想” |
| 三、马克思主义友善思想的“正确指引”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出场 |
| 一、狭隘的“私人友善”转向普遍的“公共友善” |
| 二、抽象的“普遍友善”转向现实的“真正友善” |
| 三、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地位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涵、特征及其内在要求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涵 |
| 一、友善的核心要素 |
| 二、友善的基本维度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特征 |
| 一、社会主义属性 |
| 二、中华民族特性 |
| 三、时代性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
| 一、友善交往关系之维 |
| 二、助人行为方面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本体论依据分析 |
| 一、“实体主义”思维阻碍“他人”价值的确立 |
| 二、“关系主义”价值建构 |
| 三、“真实共同体”和“友善”的生成逻辑 |
| 第二节 人性论依据分析 |
| 一、传统儒家人性论 |
| 二、西方友善人性论 |
| 三、马克思主义友善人性论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场域和路径 |
| 第一节 家庭培育 |
| 一、家庭在个体友善价值观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家庭培育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学校培育 |
| 一、教育引导 |
| 二、环境渗透 |
| 三、实践养成 |
| 第三节 社会培育 |
| 一、社会培育的地位和作用 |
| 二、社会培育的实现路径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方法和手段 |
| 第一节 媒体渗透法 |
| 一、加强传统媒体建设 |
| 二、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 |
| 第二节 文化熏陶法 |
| 一、传统文化涵养 |
| 二、文化作品浸润 |
| 第三节 榜样激励法 |
| 一、道德绅士的示范效应 |
| 二、文化名人的公众效应 |
| 三、行业精英的标杆效应 |
| 四、党员干部的表率效应 |
| 第六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机制及其运行 |
| 第一节 利益激励机制及其运行 |
| 一、利益激励机制作用发挥的根据 |
| 二、构建培育友善的利益基础 |
| 三、利益激励机制的运行 |
| 第二节 态势激发机制及其运行 |
| 一、态势激发机制作用发挥的根据 |
| 二、态势激发机制的运行 |
| 第三节 制度保障机制及其运行 |
| 一、制度保障机制作用发挥的根据 |
| 二、制度保障机制的运行:激励约束 |
| 三、制度保障机制的运行:依法兴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7）“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轴心时代”的概念及意义 |
| 二、“诗学”的含义及范围 |
| 三、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 |
| 一、春秋时代的城邦结构与空间想象 |
| (一)春秋时代城邦的基本空间结构 |
| (二)城邦想象与“天人合一”的关系 |
| (三)宇宙的道德化与“以德配天” |
| 二、古希腊城邦文明与理性传统的形成 |
| (一)禁锢的生存条件与求知欲 |
| (二)悲剧意识:从神话到艺术 |
| (三)民主精神与人本意识 |
| 三、城邦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形成 |
| (一)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法制度 |
| (二)古希腊公民的德性与正义 |
| (三)城邦社会的文学史意义:以先秦诗歌为对象 |
| 第二章 诗的说唱和演唱形式 |
| 一、说唱与叙事艺术的形成 |
| (一)古希腊的说唱形态及种类 |
| (二)说唱艺术的叙事策略 |
| (三)《荷马史诗》的叙事逻辑 |
| 二、演唱与抒情文学的形成 |
| (一)“百兽率舞”与抒情艺术的萌动 |
| (二)《乐记》对乐舞的强调 |
| (三)诗、骚“情兼雅怨”的共性抒情内涵 |
| 三、人性世界与神性世界:“唱”的不同指向 |
| (一)先秦演唱文学中的人性基因及表现 |
| (二)神人二元性在古希腊说唱文学中的表现 |
| 第三章 风诗与史诗 |
| 一、风诗:中国诗歌原型 |
| (一)“风”的自然属性与文学含义 |
| (二)“十五国风”的音乐文学属性 |
| (三)风诗的“谲谏”属性 |
| 二、史诗:西方叙事文学原型 |
| (一)史诗的文化身份 |
| (二)《荷马史诗》的人性观念及文学史意义 |
| (三)史诗与戏剧的会通 |
| 三、民族性与诗体的形成 |
| (一)作为逻辑起点的语言与思维问题 |
| (二)语言与诗体风格的形成 |
| (三)审美差异与诗体的关系 |
| 第四章 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 |
| 一、儒家“诗教”的内涵 |
| (一)“雅”与诗教 |
| (二)“温柔敦厚”与诗教 |
| (三)“成于乐”与诗教 |
| 二、老庄哲学的诗性特征 |
| (一)《老子》的诗性内涵 |
| (二)《庄子》的诗性智慧:自然与自由 |
| 三、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与中西暗合 |
| (一)柏拉图的“诗教”思想 |
| (二)柏拉图对“美”的理性认知 |
| (三)柏拉图的“和谐”论:由音乐形式上升到城邦正义 |
| 第五章 《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 |
| 一、两种艺术发生观的会通 |
| (一)《乐记》的“感物说” |
| (二)“模仿说”的沿革及构成 |
| (三)“以类相动”:感物说与模仿说的会通 |
| 二、两种艺术功能论的会通 |
| (一)《乐记》独特的人性观 |
| (二)《乐记》从人性出发的道德指向 |
| (三)《诗学》的道德目标:“快感”与“净化” |
| 三、两种艺术真实论的会通 |
| (一)“情真”:《乐记》“着诚去伪”观的提出 |
| (二)“理真”:《诗学》对“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诠释 |
| (三)形式之真:《乐记》与《诗学》艺术真实观的共性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及其时代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梁实秋及其人性论文学观 |
| 0.2 研究现状 |
| 0.3 本文的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 |
| 1 时代背景下梁氏对古典人性论的选择 |
| 1.1 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 1.1.1 人的发现的思想潮流 |
| 1.1.2 西学东渐的学习倾向 |
| 1.1.3 矛盾重生的社会现实 |
| 1.2 理论来源:对西方古典思想的选择性吸收 |
| 1.2.1 对亚里士多德模仿论与理性的接受与改造 |
| 1.2.2 对阿诺德基本情感论及严肃性的接受与改造 |
| 1.2.3 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人性论的系统接受 |
| 1.3 主观因素:梁氏人性论文学观形成的关键 |
| 1.3.1 个人气质:保守稳重的性格底色 |
| 1.3.2 生命体验:对儒家伦理的服膺 |
| 1.3.3 主观选择:由浪漫向古典的主动转变 |
| 2 文学的本体是永恒的人性 |
| 2.1 发于人性:文学是人性的产物 |
| 2.1.1 人性具有普遍性:文学是对基本人性的表现 |
| 2.1.2 理性是人性中心:文学应有理性的制裁 |
| 2.1.3 人性具有不变性:文学具有永久性 |
| 2.2 基于人性:文学的人生立场 |
| 2.2.1 情感的深刻性:文学的严重性 |
| 2.2.2 人性的道德性:文学具有伦理功用 |
| 2.2.3 人性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学创作的自主性 |
| 2.3 止于人性:追求文学的纯粹性 |
| 2.3.1 文学不涉及政治 |
| 2.3.2 文学不属于大众 |
| 2.3.3 文学不拘泥现实 |
| 3 斗争背景下对人性论文学观的拒绝 |
| 3.1 斗争:梁实秋人性论接受的时代背景 |
| 3.1.1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 |
| 3.1.2 全民族抗战的时代主潮 |
| 3.1.3 斗争背景下的文学风格 |
| 3.2 拒绝:时代需求对人性论文学观的批判 |
| 3.2.1 对超阶级人性论的批判 |
| 3.2.2 对天才人性论的批判 |
| 3.2.3 文学工具论对文学人性论的批判 |
| 3.3 误读:文学论争中的人性话语冲突 |
| 3.3.1 共同人性与阶级人性的错位对话 |
| 3.3.2 政治视角下对“与抗战无关论”的误解 |
| 3.3.3 斗争背景下梁氏文学观的悲剧命运 |
| 4 新时期以来文学视角下对人性论文学观的合理审视 |
| 4.1 观念新变:梁氏文学观接受的社会语境 |
| 4.1.1 去政治化:政治束缚下的文学解放 |
| 4.1.2 思想解放:人性人道主义文学观的复苏 |
| 4.1.3 历史回顾:对现代文学史的重新思考 |
| 4.2 曲折接受:梁氏文学观接受的曲折历程 |
| 4.2.1 接受的前夕:历史惯性下的旧谈 |
| 4.2.2 观念复归:转变时期对梁氏文学观的选择性吸收 |
| 4.2.3 合理审视:文学视角下人性论文学观的合理阐释 |
| 4.3 人的发现:新时期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 |
| 4.3.1 文学是人学:重新审视的理论基础 |
| 4.3.2 批评主体:自我主体意识的重新确立 |
| 4.3.3 常态人性:梁氏人性论的人文价值关怀 |
| 5 时空错位下的理论与接受悖论 |
| 5.1 理论形成悖论:理论融合过程中的矛盾 |
| 5.2 时代接受悖论:个人性文学观与大众化潮流的冲突 |
| 5.3 文学场域悖论:话语权力对文学话语的制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孟旦汉学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意义 |
| 一、 研究综述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方法与结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美国儒者孟旦的汉学之路 |
| 第一节 家学渊深：父母熏陶与“四端之爱” |
| 第二节 大学探索：中文沈老师、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 |
| 第三节 海军经历：由冯友兰结缘中国哲学 |
| 第四节 步入哥大：师从汉学家狄百瑞 |
| 第五节 台港游学：师从大儒刘毓鋆、唐君毅 |
| 第六节 立足密大：教学与汉学研究之硕果 |
| 一、孟旦与密西根大学的多元化中国研究形成“文化圈” |
| 二、孟旦与“乒乓外交”和“教育访团” |
| 第二章 前期的中国人性观研究 |
| 第一节 自然平等观：《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
| 一、关于“中国的自然平等观” |
| 二、中国人性观的“八重视” |
| 三、中西人性论之间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的可塑性：《中国当代人性观》 |
| 一、中国现代人性观诸面相 |
| 二、中国人的“知—感”心灵簇 |
| 三、“人之可塑性”与“新人” |
| 第三节 结构性形象:《人性形象：一个宋人的肖像》 |
| 一、“结构性形象”的内涵与功能 |
| 二、“结构性形象”的运用方法 |
| 三、“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
| 四、“利他主义的慈善” |
| 第四节 孟旦的中国人性研究的方法与贡献 |
| 第三章 后期汉学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与践行 |
| 第一节 整体思维：《20世纪中国的帝国式求索模式》 |
| 一、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
| 三、中国的帝国式求索模式 |
| 第二节 效法榜样：《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 |
| 一、“描述性的平等观” |
| 二、“心灵簇” |
| 三、后天培养与“效法榜样” |
| 四、一种证明伦理规则的现代方式：进化生物学 |
| 五、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全球社会” |
| 第三节 实际可行的伦理准则：《应用伦理学》 |
| 一、理论基础 |
| 一）、标准和准则：五种道德直觉的进化论基础 |
| 二）、“双层效益主义”的选择机制 |
| 二、“互惠”的环境治理方案 |
| 三、切实可行的伦理指导原则 |
| 四、“寻求中国伦理与法律的一致性” |
| 第四节 孟旦的新伦理学的践行与影响 |
| 第四章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与创新 |
| 第一节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 |
| 一、以文化人类学的历史进路 |
| 二、从历史的进路研究中国哲学 |
| 三、用比较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 |
| 四、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 |
| 五、进化心理学以及进化认知学的方法 |
| 第二节 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创新 |
| 一、发明、使用新的哲学范畴 |
| 二、趋近中国中心的移情方法 |
| 三、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与社区实践 |
| 第三节 美国儒者孟旦的生命境界 |
| 一、作为新儒家的孟旦与中美新儒家 |
| 二、区分“儒家哲学”与“国家儒术” |
| 三、孟旦对“儒学”与“国学”的愿景 |
| 结论 |
| 附录一 孟旦生平年表 |
| 附录二 汉学家孟旦教授访谈 |
| 附录三 孟旦论文中译文 |
| 附录四 孟旦主要学术成果 |
| 一、发表的着作 |
| 二、发表的文章 |
| 附录五 孟旦关键术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庞琳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和时代主题 |
| 一、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 |
| 二、“天命论”衰弱带来的价值危机 |
| 三、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学术历程 |
| 一、幼年家庭影响 |
| 二、师从朱次琦 |
| 三、广涉西学新思想 |
| 四、转向今文经学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转折 |
| 一、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衰败 |
| 二、近代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东传 |
| 三、近代中国新旧政治伦理的交锋 |
| 第二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渊源 |
| 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二、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理论 |
| 三、佛教的慈悲平等观念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 |
| 一、民主政治价值观念 |
| 二、自然科学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政治伦理的哲学基础 |
| 一、以元统天的本体论 |
| 二、爱恶自然的人性论 |
| 三、天欲人理的理欲观 |
| 四、三世进化的历史观 |
| 第三章 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人人平等——平等为先验之公理 |
| 一、平等思想的本土源流 |
| 二、平等为人类之公理 |
| 三、平等之法最益于人道 |
| 第二节 天赋民权——人人有自主之权 |
| 一、中国民权思想的缘起 |
| 二、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论证 |
| 一、国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 |
| 二、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 |
| 第四章 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 |
| 第一节 破旧立新——专制政治的必然灭亡 |
| 一、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 |
| 二、废除专制为人道之所以然 |
| 第二节 立宪政治——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一、中国宪政思想的缘起 |
| 二、宪政者合君民而共治 |
| 三、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第三节 君主致治——扬君之势的现实策略 |
| 一、升平之世必君主立宪 |
| 二、千年制度非一日可除 |
| 三、共和之制今必不可行 |
| 第五章 渐进改良政治伦理实践的救国方略 |
| 第一节 渐进改良——治安为尚的路径选择 |
| 一、共和之制共争共乱 |
| 二、先求不乱而后求治 |
| 三、三世进化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物质救国——近代中国的救国之方 |
| 一、中西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 |
| 二、发展物质为救国之急药 |
| 三、欧美胜于物质中国胜于道德 |
| 第三节 以智为导——智统四端的伦理文化 |
| 第六章 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众生平等——均平主义的制度构建 |
| 一、平等的制度构建 |
| 二、平等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去私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构想 |
| 一、去私为公的经济正义 |
| 二、天下为公的政治公正 |
| 第三节 以仁为本——顺乎人道的为政理念 |
| 一、“本体论说”的新立意 |
| 二、“仁道进化”的新构想 |
| 第四节 去苦求乐——德福一致的终极关怀 |
| 一、去苦求乐的终极追求 |
| 二、德福一致的最终实现 |
| 第七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 |
| 一、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实质的掩盖 |
| 二、对中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认识与利用的扭曲 |
| 三、君主立宪制度表象与实质之间的相悖 |
| 四、政治伦理思想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 |
| 五、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
| 六、大同社会理想的空想与虚妄 |
| 第二节 历史价值 |
| 一、强调了政治伦理的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 |
| 二、提倡以理性指导社会改造 |
| 三、启迪了近代的政治变革 |
| 第三节 当代启示 |
| 一、政治伦理的建构要吸收本土文化资源 |
| 二、政治改革要顺应国情与大势 |
| 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需有创新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D]. 林孝斌. 山东大学, 2021(11)
- [3]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D]. 唐锦锋. 湖北大学, 2021(01)
- [4]孟旦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D]. 武海霞.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5]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6]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研究[D]. 毛连军. 东南大学, 2020(02)
- [7]“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D]. 孟冬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8]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及其时代接受研究[D]. 田瑞峰. 辽宁大学, 2020(01)
- [9]知行合一：汉学家孟旦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践行模式[D]. 庞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张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