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红十字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黄雪[1](2021)在《合作协同与群社共生:基层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互动过程研究 ——以上海市街镇红十字会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政府职能转型与群团工作改革背景下,上海市红十字会积极探索转型,建设街镇和村居红十字服务站点,创建并评选博爱家园,铺设红十字基层组织网络,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然而,基层红十字会的社区工作推进却举步维艰,一方面“郭美美事件”和“武汉疫情事件”引发公信力危机,导致社区民众普遍不信任、不认可、不参与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另一方面由于内嵌于政府部门的组织属性,红十字社区工作面临资源结构性匮乏窘境。为破除基层工作困局,街镇红十字会尝试以项目化方式协同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助力社区工作升级。调研中笔者发现,不同于一般政府购买服务中社会组织对行政资源的单向依附,街镇红十字会反而较为依赖社会服务机构。基于既有政社研究成果,本文从合作治理理论出发,沿着“互动缘起-互动内容-互动效应-互动机制”分析思路,兼顾群社双方视角,深入探究街镇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的互动过程,提炼基层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以合作为先导的良性互动生成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基层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互动缘起于顶层推动、困境驱使和顺应改革背景下因目标契合而达成的合作共识。第二,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彼此交换合法性资源、生存性资源和发展性资源,以实现组织在社会服务供给领域增能赋权。第三,双方积极建构策略性信任机制、服务讨论机制和展示机制等微观行动机制,以保障彼此在平等协商下共享决策权。第四,双方在合作协同下走向群社共生,对社会组织发展、城乡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等产生多重社会效应,不仅有助于发挥红十字会“枢纽协同”的平台作用、重塑社区形象,还有助于社会服务机构实现长效性发展,双方“强强联合”更有助于精准回应社会需求。
邱文健[2](2020)在《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重塑研究 ——以惠州市为例》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农村社会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分布最广泛、最基础的构成单元,是提高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改善弱势群体生活质量、构筑良好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既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多元协同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内在要求。但基于红十字会群团组织的性质,其政治角色表现突出、功能性角色展示不足的特点,导致红十字会在社会治理体制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红十字会如何主动顺应社会治理创新变革,重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是摆在红十字会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实现红十字会对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参与。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在对红十字会角色定位及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惠州市红十字会在辖区内县区农村开展“博爱家园”项目为例,总结分析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角色定位问题及原因,探讨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重塑基本内容,并提出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重塑路径选择。通过重塑角色定位,强化枢纽服务功能角色建设,从而提升红十字会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能力。
昝瑞语[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为南南合作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连心”,在加强政府间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外民间交流合作。社会组织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对外友好合作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整合社会资源、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贡献颇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通过社会组织从事对外援助,既是提高援助效果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其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取得较大成效。201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如何引导社会组织在民间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中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组织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鉴于中国社会组织已经具有较长时间援助非洲的基本经验,通过梳理总结其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援助领域、实践模式以及面对的现实考验等问题,可以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民间交往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参考借鉴。论文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理论资源,回顾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介绍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及影响,揭示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论文的框架结构由6个章节构成。第1章为绪论。这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这一章首先对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然后阐述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即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转型、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最后,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第3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国际合作理论、社会共同体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国特色慈善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例如参与式发展理论、西方现代慈善理论、第三部门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本选题研究的理论资源。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工作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为参考借鉴。第4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人道主义类援助、医疗卫生类援助、教育类援助与能力培养类援助等4种主要援助类型和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程虽然不长,但对非洲的援助涉及多个领域,并取得了显着成绩,这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第5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影响。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主要有4种,即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与中资企业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独立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等。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深化了中非间合作、提高了中国国际形象、改善了被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第6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社会组织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暴露出的自身问题,主要是公信力整体不高和海外行动能力不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也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即对外援助相关法律政策缺失,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被援助国家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差等。对此,必须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社会组织国际化的能力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资助网络,加强对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综上所述,论文的学术观点创新是:(1)论文强调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转型发展、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在此基础之上,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2)论文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援助、教育援助、能力培养,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与中国政府合作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模式、与海外中资企业合作模式、独立运作模式,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模式;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助非洲的能力、深化了中非间的合作内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了受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3)论文强调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海外行动能力不强,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时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还存在着国内外环境的约束,即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舆论环境不佳、资金渠道有限、受援助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等。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的法律法规,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资助网络,加强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从而,从整体上做到了学术观点的创新。
宋红岩[4](2020)在《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文中研究说明微媒介是当下最具影响力和颠覆性的媒介形式,它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化、智能化,同时也使人们更依赖媒介,它全方位重构着人们的生活,并将人类的生存方式带入到数字化生存的新阶段。今天身处微媒介迅猛发展的时代,同时切身感受着微媒介强大影响力的我们,不能不以理性的姿态,去探究微媒介对我们的生存方式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和改变?我们只有直面所身处时代的媒介变革及其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才能更好的透视社会、反观自身,同时看清微媒介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并带给我们哪些利与弊。本论文围绕微媒介对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展开探讨,试图从微媒介对人的主体重构、微媒介对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话语权方式、感知方式、审美方式等角度深入分析微媒介的变革力量和颠覆性的影响。第一章从媒介的演变历程和微媒介的崛起入手,主要介绍了媒介的变革历史及其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不同影响。继而对微媒介的界定、形态、产生的逻辑背景以及本文探讨的微媒介对人的生存方式重构的几个维度进行界定和概述。第二章主要围绕微媒介对人的主体重构进行分析,探讨了微媒介如何重塑电子媒介人,分别从哲学主体性构建、传播学的主体延伸、文化学的文化身份等层面的主体“自我”实现进行分析。继而探讨微媒介在重构主体的过程中,也包含着对主体的“非我”异化和对主体人格重塑的过程。第三章主要着眼于微媒介对生产方式的重构展开,微媒介时代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论文从微媒介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两方面进行分析。在当下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生产时代,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的智能化、集成化和柔性化。微媒介同样对文化生产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使得当代的文化生产方式迥异于传统的文化生产,产生参与性、互动性、生产与消费一体化、草根性、共享性等特点,同时大数据的产生使得文化生产的个性化、定制化成为可能。第四章主要从微媒介对人的消费方式的颠覆与变革入手,着眼于当前消费主义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重点论述电子经济、电商平台与网络购物等新消费方式的出现对人们生活和社会经济的颠覆性影响,探讨数字化经济在给人们带来全新消费方式的同时,也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同时让人们陷入过度消费的文化陷阱之中。第五章从微媒介对话语权力的重构入手,分析微媒介的出现对话语权力变迁的影响。微媒介的普及和广泛运用使得“微”政治应运而生,同时新型的社会控制方式也随之产生,权力和非权力在博弈之间寻求着微妙的平衡。微媒介的兴起,使得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声音,媒介的赋权作用在微媒介时代更加明显,同时微媒介的独特性也使得大众在某种程度上复归“沉默的螺旋”。第六章围绕微媒介对人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方式的重构展开论述。不同的媒介作用于人的不同感知方式,也会对人的审美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微媒介使人的感知方式产生媒介化、他者化、去时空化、感知偏向视觉化等特点;同时微媒介也使审美方式产生交互性、虚拟化、奇观化等特点,也出现审美泛化、审美体验浅表化和审美认知错位等审美困境。
牟若玮[5](2020)在《蒋梦麟与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文中认为1904年3月10日,发轫于日俄战争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谱写了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序章,由此中国红十字会登上红运历史舞台。蒋梦麟早年留洋于美国,学成归国后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近代着名的教育家。此外他也对红十字事业十分的同情,在20世纪初期便主动投入到红十字各项活动中,与红十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3年,正值民族危难之际蒋梦麟受命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他加强战时组织建设,指示救护队配合军部顺利完成战事救护的任务,同时也注意开展医疗服务等后方人道救助。1946年中国红十字会进入“复员时期”,蒋梦麟蝉联红会会长一职。他制定了“打定会之基础,促进社会安全”的工作目标,积极推进红十字会章程的建立,并手订八条“服务信条”,在继承传统服务工作的基础上,指导红十字人员开展更为广泛的社会服务项目。蒋梦麟在任期间所倡导的红十字服务理念以及具体实践对于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当今红十字会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闫立光[6](2019)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日一衣带水,两千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主旋律,两国人民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仅促进了各自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近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曾一度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间进行的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由此产生和引发的系列战争遗留问题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为恢复发展中日邦交关系和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在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国民党政府和解放区政权初步处理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灵活性的政策、采取多元化的举措,开展了努力推进该问题解决的大量工作。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阶段,更多侧重于微观维度的考察,而从宏观维度系统探究较为薄弱。加之,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四十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因此,无论是着力于学术研究点而言,还是基于时间节点来说,全面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总结经验,启迪未来,十分必要,也意义深远。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承继和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为基本要素和切入点,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问题导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系统分析、历史分析、交叉研究等方法,多源爬梳、搜集和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献、档案馆馆藏档案、代表性党报承载的报道和国外的部分史料等,从宏观透视和微观探究的双重向度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逻辑,进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并为今后更好地解决问题给出了启示、提出了浅薄建议。具体而言,本论文主要分六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章是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分析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分类的方式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相关方面进行了述评。在该基础上,说明了本文研究的逻辑框架、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由此,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这一研究、如何进行研究等问题。第二章是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概述。本部分主要阐释了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重点对作为本文研究的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产生根源、主要内涵、基本特点等三个维度进行了探究。首先,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其投降的性质、国民党挑起内战影响对日罪行的清查、战后世界冷战及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等方面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背景根源。其次,在明确本文研究的内涵之后,从历史认知、战争赔偿、领土争端、日遗化武、日本战犯与日侨等方面论及了该问题包括的基本要素。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基础上,概括了该问题所具有的特点。这一章节主要回答了是什么的元问题,为下面开展研究提供了逻辑前提。第三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依据及基础。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据什么,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在什么实践基础上解决该问题。国际上形成的涉及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法律性文件、惯例以及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发表或签署的相关文件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历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相关论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和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早期处理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决该问题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推进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具体而言,该章节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较为详细地回顾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借助民间外交灵活解决日侨回国问题,坚持人道主义原则改造审判酌情释放以宽大处理日本战犯问题,着眼大局对日提出并解决国家层面战争赔偿问题,通过临时集中掩埋初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等方面。之后,简要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成效及其对于中日恢复邦交关系具有的积极推动作用。第五章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新与旧、历史与现实并存或凸显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应对与处理的推进实践。其与上一章节共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具体而言,这一章节仍然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系统回顾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驳斥纠正日本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认知问题,深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应对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以及表态支持民间对日索赔问题等方面的实践。之后,简要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成效及其对于维护历史事实、和平正义、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扞卫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第六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经验与启示。本部分是规律性凝练与前瞻性启示。这一章节,首先对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历史进程总结出其始终坚持原则性问题不动摇、始终着眼中日发展大局、始终重视民间友好力量、始终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等解决问题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尚未彻底解决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以贯之地同日本右翼势力做坚决斗争,争取日本友好力量的支持与人民的理解,遵循国际法推进领土争端问题的和平解决,制定多元化保障措施彻底销毁日遗化武,加强党和政府对民间索赔工作支持力度等前瞻性启示和建议。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在推进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是从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还是恢复和发展中日邦交关系,抑或是扞卫和平与正义来讲,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系统梳理和透视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逻辑,深刻总结基本经验,提出启示建议对于今后最终解决问题或有所裨益。
史煜[7](2019)在《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遭遇西方武力冲击,中国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延续千年的传统建筑体系从沿海至内陆城市渐次发生近现代化演变。西安作为中国内陆传统城市典型代表与华夏文化生发繁荣之地,经历了20世纪来持续变革求新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在取得城市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因明城区大片历史街区建筑消失与城市记忆难以承续的现状。在当前中国城市建设从经济指标“量”的扩张转向历史文化与环境生态“质”的彰显之际,学界对西安都城时代的关注逐步转向对城市近现代发展变迁的研究。鉴于建筑是城市最基本的物质组成,本文选择以20世纪来西安明城区不同时段所生发新建筑作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具体产物,以西安从传统向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历史为线索,利用影像文本“客观纪实性”功能再现建筑形态特征,呈现与解析明城区建筑演进历程,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以及再塑古城历史文化风貌的探索实践提供借鉴。首先,立足影像与建筑文化研究方向,将建筑影像与历史文本相结合作为还原城市记忆的基本载体,在以人为主体、建筑为客体所形成的城市记忆框架中,以西安明城区建筑发展历史为线索,搜集整合20世纪来(1900-2010)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的建筑影像文本,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分期、分类及演变研究。其次,以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与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在西安城市建筑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参照,将清末(1900-1911)、民国(1912-1949)与共和国(1949-2010)三个典型时期建筑影像文本进行分类对比,以“图文”互证方式还原西安明城区建筑发展演变历程,借助图像学与现象学等研究方法进行解读,揭示演变特征、规律及综合动因。再次,利用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五要素”(道路、边缘、区域、节点、地标)作为体验与认知城市的一种方法,对应分析20世纪不同时段西安城市代表性建筑,尝试还原与建构近现代西安城市记忆。近现代西安传统建筑是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现实需求,从“模仿搬用”到“选择吸收”西方先进建筑形式与技术的演进历程,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主体审美与价值观的转变,也是传统建筑体系融合西方文化不断做出权衡与选择的实践过程。以城市记忆的“整体性、时代性、延续性与建构性”为原则,对20世纪以来西安明城区建筑状况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1)“体用”原则上中西“折衷”建筑特征的延续性在西安城市近现代化转型历程中,城市发展渐从传统社会的闭守走向近现代的开放,在继承传统建筑文化“体”对西方建筑形式、材料、结构等因素“用”的基础上,传统建筑主体地位逐步被削弱而日趋式微。是在政治与军事因素主导下,从清末“洋风”模仿建筑到民国以不同程度的中西“折衷”特征为主、兼有少量几何形式特征工业化建筑,经历共和国初期“苏化”因素影响,又从单一国家性建筑逐步走向现代化探索与多元化发展历程,建筑是“自上而下”非自然发展路径,以“局部-整体-简化-创新”不同程度中西“折衷”建筑特征的渐变为其发展规律。(2)传统建筑文化承续及创新的矛盾性与表面性作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西北区域重镇与传统内陆城市,近代“洋风”模仿、中西“折衷”建筑到建国10周年经典的“传统”复兴建筑,在改革开放后1990-201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以房地产商业开发与以旧城拆迁改造为手段的城市化建设,带来明城区商业化、功能化的大尺度的现代建筑在明城墙内外无序耸立,因其与西安历史文化缺乏关联而影响古城整体建筑风貌。近年来,西安明城区依旧以在建筑上附加传统元素与佩戴仿古头饰屋顶作为体现古都风貌的手法,令人深感传统建筑传承与创新层面缺乏文化关联呈现出的矛盾心态与形式的表面性。(3)城市建筑演变缺乏历史文化承续性与整体观伴随20世纪以来西安城市建筑特征近现代化演变历程,西安明城区多数历史街区风貌逐步被科技文明所打造的功能化、商业化与符号化的新建筑所替代与消解,建筑景观的汰换更新导致历史特色被抹除失去城市记忆载体,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在加速城市记忆的缺失,不利于获得古城西安作为精神家园应有的历史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基于城市记忆与建筑影像的互动同构关系再现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历程,省察急躁功利的赶超式与风貌式城市建设行为,汲取东西方城市近现代化发展正反经验,以期在健全城市建设评估与民众参与的监督管控机制,重拾城市文化自信、再塑城市历史风貌,将西安建成生态宜居的家园,肩负起“国家文化形象”的城市职能与使命。
范乾帅[8](2019)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行政法研究》文中认为一国法治事业的推进、人权的维护、公共福祉的增进,不仅系于中央,也同样仰赖地方。地方治理的法律建构,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实现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具体就社会救助地方治理而言,社会救助是一种旨在保障贫困者的生存权、满足其最基础生存条件的制度,给付标准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这就需要各地方进行量体裁衣式的治理。然而,眼下社会救助领域的地方治理仍存在诸多不足。其一,从学理视角看,与本研究主旨相关的行政组织法、地方行政法及给付行政法的文献尚不十分充裕;其二,从实践视角看,同样有诸多弊病有待法律上的建构与完善。鉴于此,本研究的目标在于从行政法学的视角出发,对当下学术研究尚未深入探讨的社会救助地方治理进行全景式的描绘,辨析制度上的不足并提出改进之道,以期推进行政组织法、地方行政法及给付行政法研究的发展。本研究主要探析的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地方行政机构、慈善组织及行政相对人。其一,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中的功能可界定为“主导”。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关系维度来看,它的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管理上的主要责任者”和“财政上的次要责任者”;从地方政府与地方行政机构及私主体的关系维度看,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地方行政机构的领导者”和“私主体的管理者与合作者”。地方政府着力于通过“设置救助机构”、“编制救助计划”、“建立救助项目”等方式,构筑起宏观的给付行政法秩序、并为这种法秩序的运作提供国库支持,以便维护公民的基本生存权。然而,因为行政组织与行政行为法治的滞后,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并不明晰,其设置救助机构、编制行政计划等行政过程中所须恪守的程序性规则也并不完善。此外,在当前的问责机制下,其公法责任也无法受到很好的追究。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仍在相当程度上游离于法律控制之外。其二,地方行政机构。“地方行政机构”系指除地方政府的之外的地方行政机关。民政、教育及相关地方行政机构均系“社会救助管理部门”,而民政则居于最为枢要的位置,其作用可界定为“牵头”。从拟定给付标准到发放救助待遇、从设定行政程序到确定给付对象、从事先审查到动态管理:在社会救助这一“国家主导”色彩颇为浓厚的领域当中,民政部门可谓“国家”的最直接、细致的体现。尽管民政部门是救助行政的“制度基轴”,但其职权的设定与运作尚有诸多不合法治原则或善治精神之处,这包括但不限于民政部门拟定救助标准未获立法明确授权,标准拟定程序封闭、内部化,标准的司法审查现状堪忧,民政部门自行设定的行政程序存在内容瑕疵,救助对象确定机制的合法性与实效性皆有待改进等等。其三,慈善组织。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领域,各地方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对应“公法之维”,而慈善组织则兼具“公法之维”与“私法之维”。在我国,慈善组织分为“民办慈善组织”与“官办慈善组织”。前者的功能是以纯粹的私主体的身份、基于道德义务与行政合同参与治理,应予加强,而后者的功能则是以“体制内机构”、乃至行政主体的身份,基于道德义务、行政合同、行政协议乃至立法授权参与治理,其行政化特征应予去除。从可问责性上看,民办慈善组织与官办慈善组织在法律属性与行为方式上的不同,注定可适用于二者的问责机制也有所不同。其四,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是参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其可通过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而成为行政相对人。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中,行政相对人的功能主要表现为通过行使权利与承担义务的方式,推动行政程序的前进。以低保审批程序为例,行政相对人的功能在于:提出申请,启动程序;参与审核、审批,协助调查,以推动程序前进;面对程序上与实体上的违法行为,行政相对人可凭借行政诉讼与之对抗,以维护自身权益。行政相对人是权利的主体。但眼下,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尚不凸显:一者,相关立法或行政规定对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行政义务、低保管理机关应恪守的程序性规则及相关法律后果的规定并不完善;二者,低保管理人员违法之事屡有发生,救济机关为相对人提供的保护也不充分。针对社会救助地方治理中的各项不足,在未来,其一,完善地方组织法,即应以立法手段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界限、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界限,并实现民政部门的组织法定。其二,应完善行政程序法。这包括与法秩序的形成、运行及公私协力等相关的程序性规则。其三,应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机制。具体可从提升代表素质、提前审查时间、细化草案内容、激活现有的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其四,应改革慈善体制。应推进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改革,并完善慈善税收优惠制度。其五,应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问责等问责机制。总之,我国应继续以民生福祉、以公民的生存权与民主权等基本权、以人性尊严、以“人的价值”为纲领,从法规则的设定与施行、对违法者的问责、对受戕害者的救济等各维度切入,持续推进社会救助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王帅[9](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延安与中国红十字运动》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红十字会自创立以来,一直将“博爱恤兵”作为其行动准则,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适时地调整组织机构,由林可胜博士主持设立救护总队部,并编遣灵活的救护队遍遣全国各战区进行战地救护。而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的延安,缺医少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现实,使得争取外来的医疗援助变得极为迫切,在中共的争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下,救护总队先后派出了多支医疗队、医护队和防疫队前往延安,这些专业医护人员的到来,为改善战争初期延安落后的医疗条件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强烈感召下,诸如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外籍医生和医疗团体也在来华后,经救护总队的引导前往延安工作;与中国红十字会密切相关的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等人,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延安提供尽可能多的人道援助。全面抗战时期延安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联系,正突出体现在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本身和与之相关联的人或团体对延安进行的人道援助。研究全面抗战时期延安与中国红十字运动,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红十字运动在敌后战场的空白;同时也能丰富对抗日战争研究的成果,并对弘扬延安当地红十字文化的传播也有启发意义。
詹伟峰[10](2018)在《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文中提出高校师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高校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高校安全问题影响广泛,受到社会和人们的高度关注。尽管政府与高校都积极采取了各种提升高校安全管理的措施,但涉及师生的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环境、校园管理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之外,也暴露了高校师生安全素质缺失这一根本问题。安全素质缺失的根源还在于高校安全教育不够系统、深入、有效。因此,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校安全教育体系迫在眉睫。本研究以系统理论为指导,从系统的要素、特征与动力三个角度对高校安全教育进行分解,通过对当前高校安全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和缺陷的分析,对境外高校安全教育先进经验进行阐释和借鉴,以构建新时期我国高校安全教育体系。从当前高校安全教育的现状来看,局面可谓复杂。尽管各高校在安全教育方面的工作付出较多,也在不断改进,但从整体性、开放性、协同性、层次性各方面来审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改进空间。本研究基于丰富细致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境外四所高校的实地考察、调研访谈,对国内六所高校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调研访谈,在此基础上获取大量数据和有效信息,对国内外高校安全教育有一个总体把握与评估,进一步提炼出有益经验做法及不足之处。从系统角度来看,境外高校则在安全教育方面先于我们作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如在整体性上,教育内容完善,建立专业的师资队伍;在协同性上,内部协调顺畅,构建了完善的组织架构;在开放性上,教育形式多样,形成了有力的校内外联动机制;在层次性上,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在安全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探索。这些探索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供国内高校参考与借鉴,可根据我国及各高校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借鉴,去粗取精、博采众长。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优化安全教育系统的要素,完善安全教育系统的特征,强化安全教育系统的动力,扩大安全文化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的措施,以期对我国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二、新时期红十字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时期红十字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合作协同与群社共生:基层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互动过程研究 ——以上海市街镇红十字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红十字会研究 |
1.2.2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 |
1.2.3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概念界定 |
1.3.1 基层红十字会 |
1.3.2 社会服务机构 |
1.4 研究方法 |
1.4.1 质性研究取向 |
1.4.2 个案研究方法 |
1.4.3 研究对象及其选取 |
1.4.4 资料收集方法 |
1.4.5 资料分析方法 |
1.5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
1.5.1 理论视角 |
1.5.2 分析框架 |
第2章 互动缘起:目标契合下合作共识的达成 |
2.1 顶层推动:创新社会治理宏观背景下的制度性要求 |
2.1.1 社会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 |
2.1.2 群团工作改革与社会力量培育 |
2.1.3 红十字会参与基层社区治理 |
2.2 困境驱使:优化红十字会社区工作下的能动性应对 |
2.2.1 基层红十字会组织体系的建设情况 |
2.2.2 基层红十字会社区工作面临的困境 |
2.2.3 借专业之力,破基层红十字会之难 |
2.3 顺应改革:机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下的优势性发挥 |
2.3.1 强化红十字会工作效能:方法专业与内容创新性 |
2.3.2 盘活红十字会社区资源:社会多重主体整合机制 |
2.3.3 形塑红十字会正面形象:以专业服务获居民承认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互动内容:双向增权下组织资源的互换 |
3.1 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互换 |
3.1.1 社会服务机构获得社区“入场券” |
3.1.2 基层红十字会打好居民“感情牌” |
3.2 物质与人手的生存性资源互换 |
3.2.1 社会服务机构获得服务资金和活动场地 |
3.2.2 基层红十字会获得“专家库”和“劳力行” |
3.3 关系与能力的发展性资源互换 |
3.3.1 社会服务机构获得拓宽关系网络的机会 |
3.3.2 基层红十字会获得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互动机制:能动逻辑下策略行动的建构 |
4.1 基于制度关系网络的信任机制 |
4.1.1 不用疑人:“信得过你,才能把项目交给你” |
4.1.2 广结善缘,丰富合作主体 |
4.2 围绕主线创新的服务讨论机制 |
4.2.1 服务专精:“突出主线功能,力争形式创新” |
4.2.2 厚积薄发,雕刻核心能力 |
4.3 追求外部印象绩效的展示机制 |
4.3.1 印象制胜:“要做得好,更要宣传展示得好” |
4.3.2 科学管理,将宣传制度化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互动效应:群社共生下良性合作的生成 |
5.1 “枢纽协同”发挥红十字会平台效应 |
5.1.1 沟通街镇、村居与专业机构的社会公益服务平台 |
5.1.2 连接学校、医院、企业与社区的志愿者交流平台 |
5.2 “精益求精”重塑红十字会社会形象 |
5.3 “强强联合”精准回应社区民众需求 |
5.3.1 应急管理培训助力平安社区构建 |
5.3.2 志愿养老服务补充社区居家养老 |
5.4 “顺势而上”实现专业机构长效发展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6.1 研究结论 |
6.1.1 合作治理视角下群社良性互动的生成路径 |
6.1.2 以服务为导向互换资源的群社共生状态 |
6.2 研究讨论 |
6.2.1 “群社互动”与一般政社互动的差异 |
6.2.2 非竞争性购买带来的社会服务场域固化问题 |
6.2.3 追求印象绩效带来的基层红十字会服务内卷化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访谈人员名单 |
附录2 红十字会管理人员访谈提纲 |
附录3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
附录4 社会服务机构人员访谈提纲 |
附录5 社区民众访谈提纲 |
(2)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重塑研究 ——以惠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 |
2.1.1 红十字会 |
2.1.2 农村社会治理 |
2.1.3 角色重塑 |
2.2 理论基础 |
2.2.1 社会治理理论 |
2.2.2 组织变革理论 |
第三章 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现状与角色重塑要求 |
3.1 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现状 |
3.2 红十字会当前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优势 |
3.3 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重塑要求 |
3.3.1 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及要求 |
3.3.2 群团改革的背景及要求 |
3.3.3 红十字会改革的背景及要求 |
第四章 惠州市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案例分析 |
4.1 惠州市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情况 |
4.1.1 惠州市概况 |
4.1.2 惠州市红十字会的概况 |
4.1.3 惠州市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实施项目—“博爱家园”项目概况 |
4.2 惠州市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 |
4.2.1 面向社区群众广泛开展人道服务 |
4.2.2 对社区困难群众开展人道救助 |
4.2.3 在社区积极开展人道传播 |
4.2.4 加强社区风险防范和管理能力建设 |
4.2.5 建设“博爱家园”项目助力精准扶贫 |
4.2.6 推动社区村民参与社区治理 |
4.3 惠州市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分析 |
第五章 惠州市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问题与原因分析 |
5.1 惠州市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问题 |
5.1.1 在协调政府与社区村民关系上难以体现中介地位 |
5.1.2 难以精准表达和维护社区村民权益 |
5.1.3 缺乏深度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工作体系支撑 |
5.2 角色定位问题的原因分析 |
5.2.1 过度的行政化导致参与社区治理缺乏创新活力 |
5.2.2 在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格局定位不清导致治理“缺位”问题 |
5.2.3 服务方式陈旧难以回应村民多样化需求 |
第六章 推进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角色重塑的对策建议 |
6.1 明确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重塑方向 |
6.2 明确红十字参与农村治理角色重塑的新要求 |
6.2.1 提升治理能力,做政府的协助者 |
6.2.2 重塑治理理念,做社区事务的服务者 |
6.2.3 调动参与积极性,做村民参与的引导者 |
6.3 重塑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角色的路径选择 |
6.3.1 提高参与治理的服务意识与能力 |
6.3.2 明确协助农村社会化建设定位 |
6.3.3 发展多元共治的参与模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惠东县多祝镇三胜村/龙门县平陵镇光镇村“博爱家园”项目调查问卷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框架及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的框架结构 |
1.4.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4.3 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2.1.1 社会组织 |
2.1.2 对外援助 |
2.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客观背景 |
2.2.1 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
2.2.2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 |
2.2.3 中国对外援助发展转型 |
2.2.4 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 |
2.2.5 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
2.3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历程 |
2.3.1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起步阶段 |
2.3.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发展阶段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1.1 国际合作理论 |
3.1.2 社会共同体理论 |
3.1.3 经济全球化理论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2.1 对外援助理论 |
3.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
3.2.3 公益慈善理论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3.3.1 参与式发展理论 |
3.3.2 西方现代慈善理论 |
3.3.3 第三部门理论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 |
4.1 人道主义救援 |
4.1.1 紧急救援 |
4.1.2 日常援助 |
4.2 医疗卫生援助 |
4.2.1 基建与物资援助 |
4.2.2 义诊活动 |
4.2.3 防艾宣传和抗击疫病 |
4.2.4 医疗技能培训 |
4.3 教育援助 |
4.3.1 援助教育基础设施 |
4.3.2 学龄儿童营养改善 |
4.4 能力培养 |
4.4.1 社会组织能力培养 |
4.4.2 个人发展能力培养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与影响 |
5.1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 |
5.1.1 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 |
5.1.2 参与国际机构对非援助模式 |
5.1.3 与中资企业合作援非模式 |
5.1.4 独立运作援非模式 |
5.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影响 |
5.2.1 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 |
5.2.2 深化了中非合作内容 |
5.2.3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
5.2.4 改善了受援地区教育和医疗状况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6.1 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 |
6.1.1 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 |
6.1.2 中国社会组织海外行动能力不强 |
6.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国内外环境约束 |
6.2.1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 |
6.2.2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 |
6.2.3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 |
6.2.4 受援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 |
6.3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对策建议 |
6.3.1 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 |
6.3.2 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 |
6.3.3 完善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法律法规 |
6.3.4 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舆论环境 |
6.3.5 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资助网络 |
6.3.6 强化受援国国情研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4)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媒介演变的历程与微媒介的崛起 |
一、媒介演变的历程 |
(一)口传媒介 |
(二)文字印刷媒介 |
(三)电子媒介 |
(四)网络媒介 |
二、微媒介的产生与发展 |
(一)微媒介的界定 |
(二)微媒介的主要形态 |
(三)微媒介兴起的逻辑背景 |
三、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研究维度 |
(一)生存方式内涵 |
(二)媒介演变与人的生存方式变革关系 |
(三)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研究维度 |
第二章 主体重构:微媒介重塑电子媒介人 |
一、电子媒介人的崛起 |
(一)生存场域媒介化背景 |
(二)电子媒介人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三)电子媒介人的三种形态 |
二、电子媒介人的主体性建构 |
(一)主体功能的延伸性与解放性 |
(二)主体交往的媒介性与虚拟性 |
(三)主体身份的多重性与易变性 |
三、电子媒介人的主体异化图景 |
(一)电子媒介人的“非我”异化 |
(二)电子媒介人的人格重塑 |
第三章 文化生产方式重构:微媒介与文化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
一、文化生产方式转型的背景 |
(一)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
(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 |
二、文化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
(一)文化生产的碎微化 |
(二)文化生产的参与性与互动性 |
(三)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共生性与共享性 |
(四)大数据与文化生产的新内容革命 |
三、“微文化”时代的文化反思与批判 |
(一)“微文化”的阅读与“反阅读” |
(二)文化的平面化与去深度化 |
(三)文化的泛娱乐化与商业逻辑 |
第四章 消费方式重构:微媒介与电子消费方式构建 |
一、微媒介与消费方式转型背景 |
(一)电子商务的崛起 |
(二)消费理念的转变 |
(三)网络消费分层的出现 |
二、电商平台与“线上经济” |
(一)购物模式的变迁 |
(二)电商直播与网络购物 |
(三)过度消费的文化陷阱 |
三、电子移动支付与数字经济 |
(一)货币支付方式的发展历程 |
(二)电子移动支付与消费行为影响机制 |
(三)知识付费经济与文化教育消费新趋势 |
第五章 话语权力重构:微媒介与社会话语权力变迁 |
一、“微”政治的出现 |
(一)“微”政治的内涵 |
(二)微媒介与政务公开化 |
(三)微媒介与公权力透明化 |
二、无处不在的“凝视”:新型社会控制方式 |
(一)全景敞视机制 |
(二)非权力与反权力监督 |
(三)后真相时代与“无影灯效应” |
三、网络舆情与媒介赋权 |
(一)网络舆情与大众信任危机 |
(二)乌合之众与“羊群效应” |
(三)“沉默的螺旋”的回归 |
第六章 审美方式重构:微媒介与审美方式的新拓展 |
一、微媒介与人的感知方式重构 |
(一)感知方式的演变历程 |
(二)感知方式的延伸与拓展 |
二、微媒介重构人的审美方式 |
(一)审美过程的交互性 |
(二)审美体验的虚拟化 |
(三)审美效果的奇观化 |
三、微媒介时代的审美困境 |
(一)审美泛化 |
(二)审美体验浅表化 |
(三)审美认知错位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蒋梦麟与中国红十字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临危受命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
第一节 蒋梦麟卓越的教育成就 |
第二节 蒋梦麟与红十字会的渊源 |
第三节 出任会长 |
第二章 抗战时期蒋梦麟对红十字事业的推动 |
第一节 组织建设 |
一、改组红十字会 |
二、推进分会发展 |
三、延续红十字周 |
第二节 战事救护 |
一、医疗救护 |
二、卫生防疫 |
第三节 人道救助 |
一、医疗赈济服务 |
二、特殊补助福利 |
第三章 “复员时期”蒋梦麟红十字理念与践行 |
第一节 “服务社会博爱人群” |
一、红十字会改隶 |
二、工作重心转移 |
三、确立新的目标 |
第二节 建章立制 |
一、制定专门性规章 |
二、起草《红十字会法》 |
第三节 服务信条 |
一、服务信条释义 |
二、社会服务范畴 |
第四节 社会服务广泛开展 |
一、儿童福利 |
二、医疗服务 |
三、社会救济 |
四、拓展服务“新园地” |
第四章 蒋梦麟对中国红十字事业的贡献 |
第一节 对近代红十字事业及社会的影响 |
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高度示范 |
二、丰富红十字人服务的理念内容 |
三、推动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进程 |
四、对近代动荡时局具有稳定作用 |
第二节 对于当今红十字事业的重要启示 |
一、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人员业务能力 |
二、注重宣传力量,树立良好舆论形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概述 |
2.1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产生根源 |
2.1.1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其投降的性质 |
2.1.2 国民党挑起内战影响对日罪行清查 |
2.1.3 战后世界冷战及美国对日政策转变 |
2.2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主要内涵 |
2.2.1 历史认知问题 |
2.2.2 领土争端问题 |
2.2.3 战争赔偿问题 |
2.2.4 日遗化武问题 |
2.2.5 战犯日侨问题 |
2.3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基本特点 |
2.3.1 历史的延续性 |
2.3.2 内容的广泛性 |
2.3.3 处理的复杂性 |
2.3.4 较高的敏感性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依据及基础 |
3.1 法律依据 |
3.1.1 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件 |
3.1.2 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国际惯例 |
3.1.3 中日两国签署的带有法律性的文件 |
3.2 理论基础 |
3.2.1 毛泽东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3.2.2 邓小平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3.2.3 江泽民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3.2.4 胡锦涛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3.2.5 习近平关于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论述 |
3.3 实践基础 |
3.3.1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早期处理 |
3.3.2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处理 |
第4章 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 |
4.1 灵活解决日侨回国问题 |
4.1.1 制定日侨回国的方针计划 |
4.1.2 进行日侨回国事宜的沟通 |
4.1.3 集中分批地协助日侨回国 |
4.2 宽大处理日本战犯问题 |
4.2.1 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改造日本战犯 |
4.2.2 组织开展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 |
4.2.3 陆续地审判与宽大释放日本战犯 |
4.3 对日提出战争赔偿问题 |
4.3.1 酝酿和确定对日索赔政策 |
4.3.2 同日方交涉战争索赔问题 |
4.4 初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 |
4.4.1 设立日遗化武处理机构 |
4.4.2 初步集中深埋日遗化武 |
小结 |
第5章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践 |
5.1 驳斥纠正历史认知问题 |
5.1.1 严正批评日本右翼错误历史言行 |
5.1.2 强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 |
5.1.3 推动中日双方开展共同历史研究 |
5.2 深入处理日遗化武问题 |
5.2.1 促使日方承担销毁化武责任 |
5.2.2 协助日方开展化武销毁工作 |
5.2.3 敦促日方加快销毁遗弃化武 |
5.3 应对中日领土争端问题 |
5.3.1 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5.3.2 坚定不移维护钓鱼岛主权权益 |
5.3.3 促使双边协商解决钓鱼岛争端 |
5.4 表态支持民间赔偿问题 |
5.4.1 明确民间受害者的对日索赔权 |
5.4.2 支持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 |
小结 |
第6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经验与启示 |
6.1 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历史经验 |
6.1.1 始终坚持原则性问题不动摇 |
6.1.2 始终高度重视民间友好力量 |
6.1.3 始终着眼中日关系发展大局 |
6.1.4 始终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
6.2 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现实启示 |
6.2.1 一以贯之地同日本右翼势力做坚决斗争 |
6.2.2 争取日本友好力量的支持与人民的理解 |
6.2.3 遵循国际法推进领土争端问题和平解决 |
6.2.4 制定多元化保障举措彻底销毁日遗化武 |
6.2.5 加强党和政府对民间索赔工作支持力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7)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1.1.1 西安城市建筑近现代演发 |
1.1.2 近代西安影像文本的生发 |
1.2 论文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的目的 |
1.2.2 研究的意义 |
1.3 论文研究现状 |
1.3.1 近现代西安城市建筑研究 |
1.3.2 近现代西安城市及建筑影像 |
1.3.3 城市记忆的研究与实践 |
1.4 研究对象界定 |
1.4.1 研究时间界定:1900-2010年 |
1.4.2 研究空间界定:以西安明城区为空间界限 |
1.4.3 研究对象界定:20 世纪以来西安明城区所生发新建筑 |
1.5 研究方法与内容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内容 |
1.5.3 研究框架 |
2 “建筑影像-城市意象-城市记忆”的逻辑关联 |
2.1 建筑影像:城市记忆的载体 |
2.1.1 影像的内涵及其特征 |
2.1.2 影像文本的阐释 |
2.1.3 影像文本的选择 |
2.1.4 影像文本的价值 |
2.2 城市意象:显现的城市记忆 |
2.2.1 意象的概念及特征 |
2.2.2 城市意象要素的应用 |
2.2.3 城市意象理论的探索 |
2.2.4 城市意象理论的借鉴 |
2.3 城市记忆:内化的城市意象 |
2.3.1 记忆的概念及其特征 |
2.3.2 城市记忆三要素及其建构 |
2.3.3 城市记忆的所指及特征 |
2.3.4 城市记忆的保存与延续 |
2.4 “建筑影像-城市意象-城市记忆”的互动生成结构 |
2.5 小结 |
3 清末西安“洋风”模仿建筑的生发(1900-1911) |
3.1 西北重镇的历史机遇 |
3.1.1 “两宫西狩”与清末新政发布之地 |
3.1.2 清末西安影像文本的生发 |
3.1.3 欧美及日本人眼中的西安 |
3.2 “洋风”模仿建筑的生发 |
3.2.1 教会建筑“洋风”的先导 |
3.2.2 洋务军事工业的创立 |
3.2.3 城墙城门建筑与行宫内的“洋风” |
3.3 内陆传统城市地域风貌 |
3.3.1 坚固的城防体系 |
3.3.2 严整的空间布局 |
3.3.3 延续的建筑风貌 |
3.4 公共建筑近代化萌芽 |
3.4.1 近代城市功能的增加 |
3.4.2 近代文教建筑的创设 |
3.4.3 近代寺观建筑的衰落 |
3.5 小结 |
4 民国西安“中西折衷”建筑的创发(1912-1949) |
4.1 国内外战争期间:短暂而有限的城市发展 |
4.1.1 持续的战火饥荒与“陪都”西京建设 |
4.1.2 城市生活与建筑影像的丰富 |
4.1.3 “洋风”模仿到“中西折衷”建筑 |
4.2 北洋政府时期:持续的灾乱致使城市发展滞缓(1912-1926) |
4.2.1 战争对城市的影响 |
4.2.2 公共建筑的初创 |
4.2.3 医疗建筑的建立 |
4.2.4 文教建筑的近代化发展 |
4.3 南京政府时期:“陪都”西京建设促进经济繁荣(1927-1945) |
4.3.1 开发西北与“西京”建设 |
4.3.2 市政交通建筑的发展 |
4.3.3 军工商业建筑的初创 |
4.3.4 文教建筑持续发展 |
4.4 国内外战争频发:动荡变局导致城市发展衰败(1945-1949) |
4.4.1 抗战时期城市遭受重创 |
4.4.2 战后城市发展快速萧条 |
4.4.3 建筑行业发展走向衰落 |
4.5 小结 |
5 共和国西安建筑现代化的探索实践(1949-2010) |
5.1 共和国时期的城市建设环境 |
5.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风貌 |
5.1.2 城市建筑的阶段性发展 |
5.1.3 影像文本从政治化到多元 |
5.2 工业化建设时期:“生产型”城市建筑的发展(1949-1978) |
5.2.1 经济恢复期与“一五”期间的建筑成就(1949-1957) |
5.2.2 大调整时期城市建设萎缩(1958-1966) |
5.2.3 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城市建设停滞(1966-1978) |
5.3 市场经济转型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建筑增长(1978-1999) |
5.3.1 改革开放时期建筑渐趋起步(1978-1989) |
5.3.2 “旧城拆迁改造”时期建筑的突变(1990-1999) |
5.3.3 城市化加速时期明城区建筑的杂糅(2000-2010) |
5.4 小结 |
6 西安城市建筑近现代化演进分析(1900-2010) |
6.1 农业经济背景下建筑近代化的布局与特征 |
6.1.1 “洋风”模仿搬用时期的建筑(1900-1911) |
6.1.2 “传统”革新求变时期的建筑(1912-1931) |
6.1.3 “现代”初创繁荣时期的建筑(1932-1945) |
6.1.4 战争导致发展停滞时期的建筑(1945-1949) |
6.2 建筑近代化的演进规律与动因 |
6.2.1 新建筑布局与发展规律 |
6.2.2 新建筑演进的综合动因 |
6.3 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筑现代化的布局与特征(1949-1978) |
6.3.1 “苏化”时期“社会主义民族形式”的建筑(1949-1957) |
6.3.2 大调整时期“新的民族形式”的建筑(1958-1966) |
6.3.3 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的建筑(1966-1978) |
6.4 市场化与“旧城改造”背景下建筑的布局与特征(1978-2010) |
6.4.1 改革开放初期全面复苏的建筑(1978-1989) |
6.4.2 经济转型时期去旧布新的建筑(1990-1999) |
6.4.3 城建加速时期国际化多元化建筑(2000-2010) |
6.5 建筑现代化的演进规律与动因 |
6.5.1 新建筑布局与发展规律 |
6.5.2 新建筑演进的综合社会动因 |
6.5.3 新建筑演进的影响因素 |
6.6 小结 |
7 20 世纪西安城市建筑演进的文化反思 |
7.1 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探索历程 |
7.1.1 政治军事因素的主导 |
7.1.2 地域交通因素的制约 |
7.1.3 经济技术因素的影响 |
7.1.4 文化观念因素的转变 |
7.1.5 城市建设管控与监督机制的不力 |
7.2 近现代城市建筑文化的省视 |
7.2.1 城市规划建设与建筑景观的异化 |
7.2.2 国际化大都市与再塑国家文化形象 |
7.2.3 对21 世纪城市发展的展望 |
7.3 小结 |
8 结语 |
8.1 研究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后续研究工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行政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 对地方政府与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已有研究 |
二 对地方行政机构与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已有研究 |
三 对慈善组织与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已有研究 |
四 对行政相对人与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已有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 规范分析法 |
二 比较方法 |
三 案例分析法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一 推动行政组织法研究 |
二 推动地方行政法研究 |
三 推动给付行政法研究 |
第一章 地方政府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
第一节 作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 |
一 概念诠释 |
二 地方政府主导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法理基础 |
三 地方政府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主导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方式 |
一 设置救助机构 |
二 编制救助计划 |
三 建立救助项目 |
四 确定救助标准 |
五 提供财政支持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可问责性 |
一 概述 |
二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形成与法律架构 |
三 地方政府的行政问责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二章 地方行政机构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
第一节 作为治理主体的民政部门 |
一 民政部门的历史沿革 |
二 民政部门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
第二节 民政部门牵头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方式 |
一 牵头拟定救助标准 |
二 设定行政程序 |
三 确定救助对象 |
四 发放救助待遇 |
五 动态管理 |
第三节 民政部门的可问责性 |
一 行政诉讼 |
二 行政复议 |
三 行政问责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三章 慈善组织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
第一节 作为治理主体的慈善组织 |
一 概念诠释与属性解读 |
二 慈善组织的历史沿革与法制架构 |
三 慈善组织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
第二节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方式 |
一 民办慈善组织 |
二 官办慈善组织 |
第三节 慈善组织的可问责性 |
一 民办慈善组织的可问责性 |
二 官办慈善组织的可问责性 |
第四节 小结 |
第四章 行政相对人在社会救助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
第一节 低保程序的启动 |
一 行政相对人的功能 |
二 相对人的救济 |
第二节 低保申请的审核 |
一 相对人的功能 |
二 相对人的救济 |
第三节 低保申请的审批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五章 结语与展望 |
第一节 结语 |
第二节 展望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论文类 |
三、文集、学位论文、报纸、网络文献类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全面抗战时期延安与中国红十字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对延安的医疗援助 |
第一节 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及救护总队部的组建 |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
二、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行动 |
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组建 |
第二节 救护总队派往延安地区的救护队 |
一、各支救护队概况 |
二、各救护队在延安所开展的工作 |
三、救死扶伤践行红十字精神——第23医疗队在延安的光辉岁月 |
第三节 中共对救护总队医疗援助的争取 |
一、中共在红会救护总队建立秘密党支部 |
二、中共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三、红会总支委员会挫折与解散时期 |
小结 |
第二章 活跃在延安的外籍医生和医疗团体 |
第一节 “中印友谊的桥梁”——印度援华医疗队 |
一、促成印度医疗队援华的多方面动因 |
二、参与扩建延安八路军军医院 |
三、承担救死扶伤的医疗任务 |
第二节 “医林乔木,友好飞鸿”——美国医生马海德 |
一、马海德前往延安的多方面动因 |
二、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 |
三、延安的“万能博士” |
第三节 “不死鸟”——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 |
一、白求恩在红会救护总队的引导下前往延安 |
二、白求恩为完善延安医疗体系所做的努力 |
小结 |
第三章 争取人道援助的路径和方式 |
第一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延安的人道援助 |
一、史沫特莱与中国红十字会 |
二、史沫特莱在延安 |
第二节 宋庆龄与“保盟”对延安的医疗援助 |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创办“国民伤兵医院”的实践 |
二、“保盟”的成立及其对延安的医疗援助 |
第三节 战争时期延安人道主义的坚守 |
一、人道主义和国际人道法 |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遵循人道的战俘政策 |
三、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
小结 |
余论: 延安精神与红十字精神 |
一、延安精神与红十字精神的紧密结合 |
二、延安精神与红十字精神的当代价值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10)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Abstract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 高校安全教育的溯源及其发展 |
第一节 安全 |
一、何谓安全? |
二、安全的内涵与外延 |
三、安全的特征 |
第二节 安全教育 |
一、安全教育的含义 |
二、安全教育的特征 |
三、安全教育的功能 |
第三节 高校安全教育 |
一、高校安全教育的发展历程 |
二、高校安全教育的定义 |
三、高校安全教育的内容 |
四、高校安全教育的形式 |
五、高校安全教育的特征 第二章 高校安全教育的系统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
第一节 高校安全教育的理论视角——系统理论 |
一、系统理论的基础 |
二、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任务和方法 |
三、系统理论与教育 |
第二节 系统理论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
一、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理论框架 |
二、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实践路径 第三章 国内高校安全教育的实证分析之一:多案例比较 |
第一节 实证分析的实施 |
一、问卷与访谈提纲的设计过程 |
二、问卷与访谈提纲的内容框架 |
三、问卷调查与访谈的实施 |
第二节 高校安全系统要素的分析 |
一、高校安全教育内容的分析 |
二、高校安全教育形式的分析 |
三、高校安全教育组织机构的分析 |
四、高校安全教育人员的分析 |
第三节 高校安全教育的系统特征分析 |
一、整体性特征分析 |
二、开放性特征分析 |
三、层次性特征分析 |
四、协同性特征分析 |
第四节 高校安全教育的系统动力分析 |
一、高校安全教育动力系统的构建 |
二、高校安全教育动力系统要素的分析 第四章 国内高校安全教育的实证分析二:单案例透析 |
第一节 E高校安全教育系统的要素优化过程 |
一、安全教育内容的扩展 |
二、安全教育方式的创新 |
三、安全教育组织的变革 |
四、安全教育人员的培养 |
第二节 E高校安全教育系统特征的完善过程 |
一、整体性:树立全局观念 |
二、开放性:校内外联动机制 |
三、层次性:教育目标分层 |
四、协同性:部门间密切合作 |
第三节 E高校安全教育系统的动力强化过程 |
一、体制机制的建立 |
二、科学技术的引进 |
三、资金和设施的投入 |
第四节 E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成效 |
一、各类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 |
二、师生参与的积极性提高 |
三、安全事件发生率降低 |
第五节 E高校未来安全教育体系的展望 |
一、强化全局意识,加强薄弱环节 |
二、拓宽宣传教育途径,构建立体式宣传教育模式 |
三、深化“警校联动”,提升安全教育开放性 |
四、明确各部门职责,强化协同合作 |
五、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工作开展 第五章 国内高校安全教育的缺陷及其成因分析 |
第一节 整体性:忽视安全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
一、教育对象的群体特征 |
二、教育对象的思想和心理状况 |
三、教育对象接受教育的自觉性、主动性 |
第二节 开放性:低估社会环境因素的不良影响 |
一、社会环境风险 |
二、网络环境复杂 |
三、周边环境混乱 |
四、教育理念不当 |
五、其他不良因素侵蚀 |
六、资源尚未有机整合 |
第三节 协同性:家庭教育的缺失及其影响 |
一、问题家庭教育不健全 |
二、家庭教育方法不当 |
三、家长的不良示范 |
第四节 层次性:高校安全教育观念与保障偏差 |
一、高校对安全教育的认识不足 |
二、高校安全教育的理念缺失 |
三、安全教育法律法规缺位 |
四、安全教育制度不完善 |
五、安全教育机制不健全 第六章 境外高校安全教育的相关经验启示 |
第一节 整体性:内容、人员、制度机制完善 |
一、内容全面且有针对性 |
二、人员专业且充足 |
三、制度机制科学完备 |
第二节 开放性:教育形式多样 |
一、线上线下相结合 |
二、课堂与实践相结合 |
第三节 协同性:组织完备与协调 |
一、纽卡斯尔大学的安全教育组织与协作经验 |
二、香港大学的安全教育组织与协作经验 |
三、台湾大学的安全教育组织与协作经验 |
四、东京大学的安全教育组织与协作经验 |
第四节 层次性:多层面的安全文化建设 |
一、物质层面 |
二、制度层面 |
三、精神层面 第七章 我国高校安全教育的优化路径及措施 |
第一节 优化安全教育系统的要素 |
一、与时俱进、特色鲜明的安全教育内容 |
二、丰富多元、生动有趣的安全教育方式 |
三、专业过硬、力量充足的安全教育队伍 |
第二节 完善安全教育系统的特征 |
一、整体性:把握安全教育的理念 |
二、层次性:健全安全教育的组织机构 |
三、协同性:提升安全教育各层面的协作 |
四、开放性:促进高校内外的合作与共享 |
第三节 强化安全教育系统的动力 |
一、制度建设 |
二、机制建设 |
三、先进技术开发与应用 |
四、经费投入与设施保障 |
第四节 扩大安全文化的影响 |
一、安全文化与高校安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二、高校安全文化体系的功能和作用 |
三、高校安全文化体系的构建思路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
附录一: 高校安全教育调查问卷(学生版) |
附录二: 高校安全教育调查问卷(教师版) |
附录三: 高校安全教育工作质量学生评价问卷 |
附录四: 高校安全教育工作质量学生评价指标问卷 |
附录五: 高校安全教育访谈提纲 后记 |
四、新时期红十字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合作协同与群社共生:基层红十字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互动过程研究 ——以上海市街镇红十字会为例[D]. 黄雪.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2]红十字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角色重塑研究 ——以惠州市为例[D]. 邱文健.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D]. 昝瑞语. 吉林大学, 2020(08)
- [4]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D]. 宋红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5]蒋梦麟与中国红十字会研究[D]. 牟若玮. 苏州大学, 2020(03)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D]. 闫立光. 吉林大学, 2019(10)
- [7]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D]. 史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
- [8]社会救助地方治理的行政法研究[D]. 范乾帅. 南开大学, 2019(09)
- [9]全面抗战时期延安与中国红十字运动[D]. 王帅. 苏州大学, 2019(04)
- [10]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D]. 詹伟峰. 厦门大学, 2018(12)